配股公司现金持有与经营业绩

以1999年实施配股的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配股后现金的持有状况、持有形式及配股前后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发现在配股当年,公司配股所得现金多以货币资金和短期投资的形式存在,次年投入使用,但有26%的公司变更投资项目.公司在配股当年的经营业绩较前一年显著下降,在现金投入使用的当年,业绩较前一年无明显变化,但在现金投入使用的下一年,经营业绩又显著下降;而且通过横截面研究发现在现金富余公司中现金持有量越多公司业绩则越差.表明配股公司的经理人存在滥用配股资金的行为,符合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假说.     

投资者重视管理者的前瞻性吗?——基于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2007—2018年年度财务报告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为对象，研究了信息披露的前瞻性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前瞻性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现金持有价值呈正相关关系，即投资者愿意为前瞻性更高的管理者手中持有的现金赋予更高的价值。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进一步，本文发现信息披露的前瞻性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在该信息更有用或真实性更高时更显著。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揭示信息披露的前瞻性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肯定了投资者对公司文本信息披露的重视。研究结论对管理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基于现金闭环供应链中重复调运问题的协调机制研究

本文针对当前中国银行业现金物流管理中存在的高成本、低效率的重复调运问题，研究具有线性与非线性特征的两类罚款协调机制对商业银行现金清分策略的影响。为了衡量和比较协调机制的影响效果，分别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总成本最优的联合决策模型以及商业银行成本最优的分散决策模型，分析了两类协调机制对商业银行清分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线性罚款机制不能激励商业银行选择联合决策下的最优清分率，无法实现降低现金闭环供应链总成本的协调目标；非线性罚款机制能够激励商业银行选择联合决策下的最优清分率，并在减少重复调运方面兼具约束与激励双重协调效果。     

数字金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与企业融资约束CSSCI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检验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且该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及小型企业中显著;(2)基于风险转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抑制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且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与小型企业中均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加强动态风险监管,并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业务,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提升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核心概念、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这一概念，是在我国反贫困发生战略转向和迈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为了实现社会救助从“悬崖”到“缓坡”的转变而提出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是中国特色高质量社会救助的重要标志。国外社会救助体系一般由不同类型的救助项目组合而成，其面向各类贫困对象提供差异化救助，具有对象分类和救助分层的特点，可以提供综合性的救助帮扶，有值得借鉴之处。助推我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优化升级需要在充分厘定其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国际经验及其启示，从救助功能、救助对象和内容、救助主体和救助方式四方面入手，推进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筑牢坚实底板。     

绩效期望落差如何影响企业现金股利分配

绩效期望落差影响管理者的搜索动机和冒险能力，进而会改变企业的行为决策。选取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绩效期望落差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绩效期望落差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在绩效期望落差较大时仍进行大额现金分红主要是出于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难度和留住现有投资者的目的；绩效期望落差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U”型关系在高盈利能力、拥有较多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再融资制度的规范，增强对异常派现企业的监管，并积极引导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双向沟通；企业应注重增强自身发展韧性，及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绩效期望落差水平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     

非现金支付工具对现金的演替机制研究：基于用户支付选择的视角

基于支付工具间成本结构，构建异质性消费者和商户的支付工具选择模型，分析了非现金支付工具对现金的替代机制及对社会交易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现金支付工具能有效降低支付匹配摩擦，加之相对现金的成本优势，使其对现金的替代会降低社会支付成本、提高社会交易量，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尽管非现金支付工具降低了现金交易需求，但用户间网络外部性提高了消费者现金预防性持有需求，使得现金和非现金支付工具会长期共存；非现金支付工具定价会影响双边用户支付选择，改变消费者对现金交易和预防性需求，最终对社会货币需求产生影响.因此，将微观市场用户支付选择纳入支付及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难题.     

资源配置战略与企业现金持有

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资源配置战略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投资主导型企业，经营主导型企业更倾向于持有较多现金。进一步检验发现产权性质与市场地位分别对资源配置战略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投资机会和内部融资约束分别在资源配置战略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拓展和完善了现金持有研究的理论认识，进一步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而且对企业优化现金持有、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价值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IPO股利承诺制度与投资者保护——基于一个准自然实验

分红权作为投资者的基本权利,对投资者尤为重要,但一些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行为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侵害。为此,证监会于2011年提出IPO股利承诺制度,要求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上市后3年的股利分配做出自愿性承诺。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控股股东在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在上市后3年内不能自由流通。基于这样的制度背景,以IPO股利承诺制度的推出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IPO股利承诺制度的投资者保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检验政策的传导路径。选取2006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合IPO股利承诺制度要求披露的、控股股份无法公开流通的两个“3年”特征,将上市不足3年的公司作为实验组,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IPO股利承诺制度存在两种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方式,可归纳为增加收益和抑制掏空;该制度显著降低了实验组公司的现金股利水平,是因抑制掏空效应较强所导致的,不代表制度失效;政策效应在国有公司中表现为增加收益,在非国有公司中表现为抑制掏空。进一步检验发现,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加,政策效应出现衰减,在上市满3年后彻底消失。并且,股利承诺力度与上市后的股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