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的哲学基础

宋明理学在北宋初创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的“太极说”奠定了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后经程颐、程颢及其弟子的传播和发扬,方开始兴盛。理学再传入湖南则是二程的高足弟子,诸如胡安国、胡宏、张等完成的。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称这一地域性理学派系为“湖湘学派”,王运则干脆称为“潭学”,即湘潭学派。胡安国、胡宏的理学思想是建立在“性本体论”的基础上的,“性本体论”建构了湖湘学整个理论思想体系。诸如性的善与恶,天理与人欲,道与物的关系等问题,就是建构在“性本体论”基础之上。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是宇宙观问题。茫茫…     

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八股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人们往往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入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的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经过元明清历朝政府的改造与制度化实践,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而宋代理学中的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部分,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因而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对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王阳明心学思想中非理性之维对德育的理念启示

在传统德育乃至现代的形式化德育当中,程朱理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侧重点在于理性至上,强调理性对于个体单向的塑造,从而导致理性愈来愈成为异己的、强制的力量。而王阳明心学在不忽视理性的前提下,给予了非理性因素应有的地位和重视,落实到德育领域,非理性之维更是实现道德有效性的途径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天的德育提供了理念上的启示。     

从程朱理学看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林纾译《黑奴吁天录》翻译现象

生活在以“半开放半封闭”为鲜明时代特点之清末——民国初年的林纾,以其不懂外语而与其他译家共同承担翻译任务,并采用“大胆”的翻译策略而一直以备受争议的身份存在于译界与读者视域之内。不懂外语,便无译者主体性吗？采用“大胆”翻译策略,皆因译者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的双轭制衡而体现译者的“伪主体性”吗？身为译者,林纾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以“一仆二主”（译者从属于原作者与读者）为前提,或以实现译者主体性与作者主体性及读者主体性“良性沟通”为体现吗？上述问题,对于研究时局发生鲜明、剧烈动荡的清末——民国初年间“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之翻译主体间性具有积极意义。为更深入研究清末——民国初年这一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文章立足于清末——民国初年这一超文本语境变量,以林纾及其译本《黑奴吁天录》为例对翻译主体间性进行探讨。     

论《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理学文化特征

《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武王形象是儒家“内圣”人格理想的艺术化身,作者淡化其雄才大略、开国武功,而着重刻画其忠心事主、不尚武力的另一面,从而使他们的形象及其所负载的君道观念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呈现出以君主道德为历史兴衰与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倾向。这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倡导,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紧密相关。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简析大地伦理学中的进化论伦理学思想

通过对生态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流派--大地伦理学理论逻辑的梳理,对进化论伦理学何以可能在大地伦理学理论中被运用,并成为其建构自身理论的基点之一作出论证,进而证明大地伦理学在理论多元化的生态伦理学中,通过运用进化论模式对道德对象范围的拓展而开创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路径.     

闽学与湖湘学

闽学与湖湘学都是二程洛学在南宋的流衍与发展。两个理学流派从各自初创时起 ,便有着极其密切而友好的学术关系 ,他们互相切磋 ,彼此诱发 ,推动各自的发展 ,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繁荣。但到了朱子时代 ,两个学派关系之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讲友变成了论敌。尤其在张南轩过世以后 ,闽学以老大的姿态凌驾于湖湘学之上 ,遏制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相当程度地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