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史学经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

史学经学化、御用化是汉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儒学的独尊和兴盛,使史学日益经学化;二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导致史学逐渐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三是经学与官方联合对史学的控制,使得史学最终走上经学化、御用化的轨道。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盛唐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

盛唐三教融通促进经学形成兼融的特性。表现于外是三教经典同披尊荣,体现于内则是三教经义统贯身心,善归一揆。盛唐经学的兼融特性深刻影响了诗学发展。盛唐诗学的代表《河岳英灵集》体现出三教经义的交融影响。盛唐儒家经世之志造就诗学的雅健之风,"兴象"与"风骨"两个诗学命题是其表征;盛唐道家经身之能促发诗学带有一种玄真之识;"天心顺物"的取法之道与言意的之美皆受滋于道家;盛唐释教经心之力融呈诗学主空净之灵。"顿悟"和"境界"成为影响后世极为深刻的诗学主旨。     

治经还须开生面

我们在现代的语境中讲经学,不可能照着古人的讲法讲,只能接着古人的讲法讲,因此应该选择综合创新的进路,力求讲出有灵魂、有生命的新经学,讲出体现时代性、民族性、人类性有机统一的新经学。     

浅议春秋决狱对汉代儒学发展的影响

经学是汉代的儒学，也是通经致用的儒学。经学对汉代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每一种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儒学发展到了汉代演变成经学，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法则解释这一演变过程。学术内纯化的力量，是儒学对自身元概念的探索从未停顿；学术致治的方向，使儒学更能与现实结合，并成为显学。     

略论梁武帝的文化成就及其对江苏文化的影响

梁武帝是六朝时期最具文化素养的皇帝,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玄学、文学、史学、佛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对江苏区域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择其大端者主要有:推行尊儒重教政策,促使江苏文教事业发展;雅好文学,推动江苏文学繁荣;重视编史修史,促进江苏史学兴盛;倡导文化兼容,推进江苏文化多元发展.     

唐代经学与文章之学

唐代经学衰微,经学对文章之学的影响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唐代经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每一次文章变革思潮都是经学思想高涨的产物.<五经正义>等经学著作中有许多研究文体、探讨文势的内容,是唐代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走向后经学时代的文学之思--关于王国维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以经学作为理论资源 ,运用经学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话语方式来定义和评判文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主流。时至 2 0世纪初 ,经学对人们文学思考的控制却难以为继。此时王国维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活动颇引人注目 ,尤其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分别在小说论、词论、戏曲论三个领域消除了经学眼光 ,尝试了新型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文学研究方法 ,其基本思路、价值体系和主要术语 ,都已凸现出“后经学”文论的特征 ,成为中国文论走出经学时代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