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

《尚书·尧典》所载诗言志作为原始乐教的一部分,表现为巫史占卜祭祀过程的祷辞告语,指向神明昭告,其源甚古。尽管它只是宗教观念的一部分,却为后来的诗学独立和诗教发生奠定了文化基础。自周公制礼作乐后,诗与世俗政教和文化制度紧密结合。献诗和采诗制度使诗成为表达宗族情绪和沟通政治情感的工具,完成了从神明昭告向天子听政的转变。而进入体制内的诗与乐配合,制度规范和仪式规则赋予诗乐以意义和价值。不过,此时诗并未脱离礼乐而独立,单纯的文学观念也未能产生;诗所陈之志虽指向世俗政治伦理秩序,却仍然受制于乐而服务于礼。春秋时期,诗逐渐摆脱礼乐束缚而获得独立发展,这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通过赋诗言志以摆脱乐教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独立言志功能;一是通过礼、仪之辨以摆脱典礼仪式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内在意义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春秋诗教传统,为诗的观念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基础,也使诗进入表达个体情感和培养独立人格的发展新阶段。     

清规戒律难禁凡心:《玉簪记》与《桃花庵鼓词》的对比

明代高濂的《玉簪记》和清代佚名的《桃花庵鼓词》同为道姑入庵出庵故事.由于两者产生的朝代不一样,相同的是两者均肯定女性追求个人幸福,反对宗教清规戒律,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束缚.不同点在于《玉簪记》没有走出媒妁之言封建婚姻规范的约束,《桃花庵鼓词》则大胆冲破宗教清规戒律,封建伦理道德.     

《国语》、《左传》中的家庭道德教育及其现代价值

《国语》、《左传》记述的家德教育的内容、方法是对周公以来家训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使德教成为家教的核心内容并基本定势化。批判地取其精华,捨其糟粕,对于改善今天的家教,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拔地苍松有远声——纪念家父蔡尚思的批判现实主义人生

在蔡尚思先生百年学术思想心路历程中,一直坚持以草根大众民意为主张的"惟民思想"和批判性思维观.早年他抱着"无必死之精神,则无必成之事业"的决心和勇气.先后拜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为师,终成一代学术大家.其一生反封建、与中国传统礼教思想叫板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国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与士大夫精神史的波折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出现了诸多新的动向,甚至不乏“活力”与“多样化”的色彩.明清易代之后,随着社会秩序与礼教秩序的重建,清初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出现了内在转向:一部分士大夫从制度与精神两大层面对明朝的灭亡加以反思与总结,进而提出了较为理性的看法,甚至将其矛头直指传统的专制统治；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受制于新朝强权政治的威慑,过分留恋于过去,导致感伤主义精神盛行一时,甚或为了顺应清初统治秩序的重建,主动提出传统、保守的看法,藉此重新确立儒学一统.     

诗性与思辨——《论语》与《柏拉图对话录》对话体探微

《论语》与《柏拉图对话录》都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来记载大师们的言论思想。本文在比较二者差异的基础上,试从中西思维方式、民族文化传统、世界观、哲学观等方面探析产生这种差异性的根本原因。这对于了解中西差异,把握对话体特性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唐人小说中的女性及唐代士人心态分析

从唐人小说入手,通过对其中的女仙、世俗女子、女妖、女鬼,以及女侠等女性形象的分析,探寻了唐代知识分子敏感微妙的内心世界.     

论宋初儒释混融现象——以李觏与契嵩为例

宋学受佛教之影响不言而喻,而关于儒释两教之影响却是双向进行的,一方面儒家自大其教恢复自家门庭,积极吸纳佛家之义理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以与佛家抗衡;而另一方面面对儒学复兴运动中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佛门僧人也积极援引儒学经典来附会佛典以对抗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论唐传奇中的墙意象

在唐传奇中,墙意象频繁出现,带着不同的文化意蕴,彰显出唐人特殊的心灵世界:既有邪恶力量铸成的"盾墙"下敢于博弈的浪漫主义情怀,又有礼教与"户婚"制度所铸成的"围墙"下唐代男女沉溺与逃脱的双重宿命,还有唐人"仕梦"与"尘梦"幻灭后无法触碰的"空墙"。从而使得"墙"意象成为唐朝政治、社会、人生、爱情、宗教等多重主题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