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中的文化遗产：来自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启示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20世纪60年代末的著述《知识考古学》中创造性地应用"话语"的概念探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并推广的"世界遗产"运动在40年的多层次实践中也改造并形塑了国际与国内层面上带有异质性及历史化的"文化遗产话语"。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一"话语"视角对理解与反思"文化遗产"话语在国际、国内语境中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有效路径。     

知识主体的突进与退隐:从笛卡尔到福柯

在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中,哲学家们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他们各自规范的知识观念所要求的必要功能。在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中,自然和客体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受到主要讨论,但没有明确地思考主体问题。近现代主体观的兴起所依赖的个体观念只是在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中才进入哲学传统。以个体观念为先决条件的个体责任的观念已然现身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奥古斯丁对自我的直接诉求,天才般地开启了笛卡尔的"我思"观念的源头。由此形成的笛卡尔的知识主体,是一个抽象的认识论的假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康德有限度地追随了笛卡尔的主体观念,但把笛卡尔的作为消极的旁观者的主体改造成了积极的行动者。康德在知识观上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构成了随后德国唯心主义主体观的基础。整体上看,康德之后的主体观存在着一种越来越向笛卡尔的主体观和古希腊的主体观隐退的明显倾向,及至海德格尔后期和后结构主义,这种倾向最终导致了向古希腊知识主体的全面回归。     

《地下铁道》中的异托邦建构

异托邦是福柯基于对边缘空间和边缘人群的关注而建构的空间哲学,是社会机制内真实存在的局部化场所,以独特的视角窥探整体空间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理念。美籍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在最新作品《地下铁道》中,通过女主人公黑奴科拉的逃亡历程交错建构了三类功能迥异的异托邦:偏离异托邦中所谓的主流标准揭露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森严的权力等级制度,兼具补偿性与易碎性的幻觉异托邦深刻剖析了人性的复杂与隐秘,保护弱势群体的危机异托邦则展现出超越种族的人道主义情怀。怀特黑德在小说中对上述三类异托邦的精妙建构客观反映了美国黑人荆棘丛生的艰难处境,表现出黑人为生存所付出的令人动容的努力,让人们再次直视与反思那段被刻意淡化的黑暗历史,显示出一位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度的人文关怀。     

现代性的社会学诠释及理论反思：从韦伯到福柯

现代性虽有厚重的哲学意味，但同时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学内涵，充分反映了不同阶段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体现出社会学特有的理论与实践色彩。现代性与社会学关系密切，本文立足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三重视角对现代性进行分类诠释，包含了理性的现代性、类型化的现代性及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等学术概念和实践内涵。在理论反思层面，从韦伯、吉登斯、福柯等社会理论家的思想脉络切入，梳理并呈现了社会学视角下现代性的理性变迁历程，并探讨了现代性自身的危机和悖论。     

对福柯和布迪厄有关知识权力理论的社会学探析

布迪厄和福柯的理论部分密切联系，整体上又相互区别、各放异彩。联系在于他们都共同关注知识权力及教育系统在其权力作用过程中的作用，区别在于整体上布迪厄理论关注社会分层和阶层的再生产，福柯构建的是一个“自我、知识、权力”的三维一体的理论框架，关注社会权力渐增的治理性。     

新型“圆形监狱”——从福柯理论看网络空间的信息监控系统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这在作为当代科技成果集中体现的计算机网络空间中尤为突出。“圆形监狱”一说作为一种以空间来象征权力的理想范例和极致模板首先由边沁提出,而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进一步将其描述为全景敞视主义。不管从技术基础、监视模式、空间划分、权力等级等各个方面看,似乎与任何束缚、控制、权力、统治、规训无涉的新型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却在本质上不啻另一种新型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信息监控网络中,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统治和渗透手段。因此,传统社会空间中那种明显的、赤裸裸的权力与控制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更加全面隐蔽而富有迷惑性的方式渗入网络空间中。这表明,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本身作为一种人工产物的网络科技,有可能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未知的自主发展,成为后现代资本社会的新型统治手段而具有负面效应。     

历史中的沉默与权力真理——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福柯的新历史研究方法被他指认为考古学,其新颖之处在于,这种研究反对理性主义的目的论和总体性的连续历史描述,而转向断裂性地关注边缘和黑暗处的异类生存。同时,福柯试图在微观层面捕捉权力在日常生存细节中的关系布展,在他看来,通常被人们非反思拥戴的认知真理恰恰是这种新型权力统治的隐性支撑点。真理、权力和个人品行,作为主体的构形,是福柯一生思考的主题。     

从国家到自然现实——福柯论治理理由的转型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歧异

为实现国强民富的最高治理目标,18世纪中叶西方治理实践发生了从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向基于自然现实理由的自由主义的重大转型,治理的对象、治理的技艺、治理的实践、治理的程度、治理的合理性也随之发生相应改变.作为当代政治理性批判的重要维度之一,福柯的治理理论在阶级、社会、国家、治理实践等重大问题上与马克思相关思想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并引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当代治理术的关键点.     

我们到底活在怎样一个时代里了？（下）

[8]复盘：我们当初为什么会玩进这一资本主义装置里的呢？阿甘本追溯了福柯的看法：人需要一种装置来统治自己，是人自己将这一装置安到自己头上的。所谓辖治（gouvermentalite），就是一种权力的自下而上（!）的运作机制。福柯说，纳粹主义起自德国父亲对于子女的那种镇压态度，第三帝国是起于自己这样的强压而形成再强加到全体德国人民头上的。阿甘本是扩大了这一说法：整个人类由于对于像语言、监狱、卷烟、国际贸易、手机等等统治装置的依赖，而使自己更深地陷入资本主义装置。     

米歇尔·福柯的酷儿政治

是哪些特殊的性质构成了酷儿的生活方式?福柯所说的那些新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子的?福柯在他回答同性恋媒体的访谈中，透露了一些他内心的想法。他心目中的第一个挑战是“使我们自己对快乐无限地易感”，从而发明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能够为增加快乐提供某些策略途径，能够使我们摆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公式——那种除了纯粹的性接触，没有其他选择的公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将身份与爱情合为一体。福柯对选择的缺乏提出了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