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国际法的历史解读——评《国际法史论》

在宏观上,《国际法史论》从具体国际法史实分析到理论学说述评层层深入地展现了一幅国际法史的全景图;在微观上,它通过三条线索,尤其是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的交叉研究,以国际法律文件为中心和国际事件为中心,展示了国际法是如何在历史现实中运作并发展演变的.由此也可见国际法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浅谈恶意欠薪入刑是否合理

恶意欠薪已成为我国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普遍问题,不仅激化了讨薪的冲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已经演变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已明确规定了恶意欠薪罪,但是笔者认为现阶段在我国不宜将恶意欠薪入刑.     

“女性述史”:都市文化时空的影音呈现——以台湾纪录片《跳舞时代》为例

摄影机的发明,为人们叙述与书写历史提供了一种比"笔"更为便捷的工具。台湾纪录片《跳舞时代》以摄影机为工具,以历史的影音呈现与还原为主要内容,重述了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人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影片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感受与"灵性内视",为我们展现了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台湾当下社会"女性述史"的普遍现象与必然发展,也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如何由历史的被书写者转变为历史的书写者的角色身份蜕变过程。     

革命时代的生活与文学之美——《这边风景》简论

对于王蒙个体和当代文学史来说,《这边风景》都是别具典型意义的作品。小说深入、直观地展现了作家16年新疆生涯,饱含着当年的王蒙与今日的王蒙对青春岁月的极大热忱与真诚。它以丰富的经典细节,表现了革命年代边疆百姓的切肤生活和情感,而"意识流"和"小说人语"手法的运用,扩展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构成了作家穿越文化时空的灵魂对话。     

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

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     

论译者主体性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中国传统译史谈起

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是永恒的，即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之时，依然摆脱不掉它的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存在程度差异性。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译史上的典型译例，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翻译行为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操纵，另一方面译者总是发挥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等文化因素存在关联性。     

隆德大学所藏察合台文手抄本《伊米德史续编》研究

《伊米德史》是有关18~20世纪新疆历史的重要历史著作。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收藏一部被冠名为"伊米德史"的察合台文手抄本。本文将该手抄本与我国所藏《伊米德史》进行比勘,认为隆德大学图书馆所藏《伊米德史》冠名为"伊米德史续编"较妥当。从这两部史学著作的内容、结构、体例以及史料价值审视,《伊米德史》的史料和参考价值高于《伊米德史续编》。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广绝交论》写作时间的考订及其意义

有关刘孝标《广绝交论》的写作时间，学术界主要有天监七年、天监九年两种观点。考察刘孝标在天监年间的行迹不难发现，天监十一年是刘孝标生平思想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界，他由之前的汲汲于仕途功名彻底转向拒弃名利、向往隐逸。这一思想心态的蜕变，是《广绝交论》一文的基本创作前提，该文即作于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