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运行难题与重构路径——基于一项全国性访谈的初步探讨

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对最近一项全国性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村民总体上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不高。具体表现在,村民对民主选举中的拉票和买票等行为表示反感;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评价较低;对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环节,村民不仅认知不足,其在实践上也多有缺位。导致村民自治运行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所处的外部框架及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难以应对急速变迁的乡村治理生态。因此,近期现实的思路,应是从治理重构的高度检视各地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并努力寻求符合各地村情民情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行绩效。     

浅析“二孩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来说不仅能优化家庭结构,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同时能够增强家庭亲属文化的传承,但是我们也可预见到对于普通家庭新增加一位孩子无疑会加大家庭各方面的支出,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     

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基于解释结构模型(ISM)的实证分析

第三方支付的创新发展,积极调动了"长尾"消费者的投资热情,导致消费者金融服务需求膨胀和风险预警矛盾日益严重。运用德尔菲法对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筛选,并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进一步分解出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结构性分布及其逻辑关联。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信任是表层因素,接受深层次因素传导作用;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安全技术操作等诸因素是中间层因素;消费者个体特征和互联网环境是深层次因素。为了降低感知风险,必须全方位、多渠道地优化网络环境、健全第三方支付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审计定价管制与交易剩余——2010年审计定价管制失效的自然实验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新形势下,厘清审计市场交易——监管机制,完善审计服务市场尤为必要。借由2010 年审计定价管制政策失效的自然实验,本文通过嵌入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得到审计双方的定价交易剩余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解析价格管制与交易定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定价管制失效的原因不在于规制俘获,而在于价格管制与当前的市场效率不匹配。下限管制尽管能够提高审计师剩余,但同时会放大交易定价风险,增加剩余的错配,扰乱交易秩序。上限管制则进一步固化市场的低价竞争。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剩余与盈余质量显著相关,2014年的放开定价管制政策提高了审计师剩余。研究厘清了审计市场交易机制,有利于未来研究审计交易机制的微观影响及与盈余质量的关联,为在新时代把握审计市场交易——监管规律、培育自发良性交易的审计市场提供有益借鉴。     

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论:基于组织视角与个人视角的转换

当前对立法程序所形成的“法案的提出、法案的审议、法案的表决和法案的公布”四个显性立法程序的基本共识,不能全面解释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法案的审议、适用解释”四个隐性立法程序。其中的逻辑主线表现为显性立法程序与“组织”相勾连,隐性立法程序与“个人”相勾连。《立法法》条文以“组织”视角所建构的显性立法程序和立法实践以“个人”视角所探寻的隐性立法程序共同构成了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从纯粹立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着手,所建构的立法程序二元结构,需要在“组织”和“个人”两种视角中循环联动,实现视角的融合,以扩张既有的理论解释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