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命运主线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 ,首先是人类整体精神的代表 ,她们对自我爱的追求 ,正是对压制人性的封建传统的突破。其次是女性精神的代表 ,她们在把握自身命运的同时 ,对抗着西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最后 ,她们悲剧的结局也正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命运的悲剧性。本文在此种分析的基础上 ,揭示出她们“爱———反抗———悲剧”的命运主线     

东方的天空飘着西方的云--黑泽明电影《乱》之解读

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根据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改编成一部电影<乱>,籍此赢得了"东方的莎士比亚"的美誉.本文通过对<李尔王>和日本电影<乱>的比较,从内容到形式上探讨了两者的联系和独特性,试图揭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其生命力的延续需要内容的拓展和更多角度的解读,尤其要融入本国传统文化,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形象探析

《威尼斯商人》是英国著名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创作于16世纪。几个世纪过去了,这部作品仍然深受读者追捧。威廉·莎士比亚有其深厚的语言运用功底和情节设计技巧,在威廉·莎士比亚艺术火花迸发的过程中为我们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好像将读者引入作者所营造的时代氛围中,使读者对故事有了独特的感知。     

试析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艺术对曹禺戏剧的影响

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艺术对曹禺剧作的影响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对曹禺剧作的影响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莎士比亚场面安排时悲喜剧相交叉的手法对曹禺的影响,主要体现如F两方面：首先,把坚定的具有个性的人物性格的悲剧情境,悲剧性的人物和场面的冲突并列在一起;其次,通过剧中人物本身和他们所追求的虚幻的目的进行嘲讽来提高他们的讨论;（二）莎士比亚戏剧吞吐原则对曹禺的影响．     

精神界战士的还原与承传--读李新宇《愧对鲁迅》

鲁迅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门显学。可以这样说,在当下,如果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没有涉及鲁迅研究,多少都显得学术底气不足。因为“我们清点20世纪中国的精神遗产的时候,鲁迅肯定是最有分量的存在之一。”而且“他(鲁迅)在现代文化史上取得了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缺少对话者及缺少承传的孤绝地位。”在众多文学研究对象中,鲁迅确实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文学存在,很有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味道了。众所周知,鲁迅研究     

莎士比亚的“空间”

莎士比亚剧作的空间无比广大，宇宙天象在莎剧中大都具有象征意义，指示秩序与无序之间的张力。哈姆雷特说丹麦是世界这座监狱里最坏一间牢房，说他被关在坚果壳里，可依然觉得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这可见出丹麦王子筹划绝地反击的决心。莎士比亚习惯用舞台比喻人生如戏，世界就是他的舞台。莎士比亚本人的典型舞台是伦敦，维特菲尔德认为莎士比亚是将伦敦写成一个多层面的世界，既是国家身份的王权中心，又有藏污纳垢的底层社会。吉利斯认为《李尔王》开篇的地图场景，可以见出一种现象学的空间批判。地图密切联系着身体的欲望。《奥赛罗》则写异域空间，展示两种时间序列。莎士比亚不失为他那个时代，甚至所有时代最伟大的世界主义剧作家。     

论英国戏剧现代性演进的四个美学维度

现代性是英国戏剧漫长发展史上的恒常议题，也是充满历史纵深感的文学事实，与英国戏剧演进的具体情境有着复杂微妙的联系。从文艺复兴末期开始，英国戏剧开启了漫长而曲折的现代性演进历程，经过启蒙、中止、复苏，最终在坚守民族性与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确立了现代性。英国戏剧现代性演进史是英国戏剧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进化史，从现代性视角出发对文艺复兴以降的英国戏剧进行美学观照，提炼英国戏剧现代性进程中的美学特征，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性、创作主客体的大众化、戏剧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及现代性诉求的延续性等，可以为当下英国戏剧研究提供借鉴。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疫病隐喻

疫病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无法摆脱的阴影，当下世界仍然疫病不断，而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莎士比亚生活在深受疫情影响的时代，疫病话语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梳理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疫病书写，发掘疫病之下莎士比亚通过疫病话语传达的精神内涵和普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地理边缘焦虑与中心构建

文学地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新视角。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注重作家体验或听闻过的地理景观叙事，较少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角度关注地理叙事。“以诗证地”“以地证诗”之“地”应该涵纳家国情怀、政治经济等关涉“地”之维度的传统。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的地理叙事为研究对象，可从微观层面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批评范式。由海岛位置所决定，英国文化背负明显的地理边缘焦虑情结，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使得英国人对所处的地理位置重新定位，马洛、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英国作家通过重写历史，叙述海外贸易探险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力输出、海上军事力量的培育、意识形态的输出等，彰显英吉利民族从边缘走向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国家行为，这种位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去边界和解除领土设定的权力和文化生产，对辨别当下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碰撞和冲突仍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之再考据及意义——兼论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先驱作用

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地考证莎士比亚在中国最早传入的确切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此考察和认知莎士比亚最初被引入中国时中西文化在近代历史性交汇的时代语境。学界过往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之研究，通常将发端时间确认为鸦片战争之后，地点锁定在广州和上海。而事实上，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哈丽特·洛就在其旅澳日记中记述了莎士比亚戏剧在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澳门的演出情况，并且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在当时的馆藏莎士比亚戏剧和传阅情况。这些史料不仅确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引入始于19世纪早期的澳门，而且揭示出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先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