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艾之争与晚明文统归宗

陈子龙与艾南英的争论,从豫章与金沙的房选开始,陈艾之争为高潮,以组织行为结束,在晚明文坛上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追求。而争论的过程及激烈程度,由于事后的他人补叙,难免成为故事型记录。实际上,文人之间的一场口舌笔墨之争,是明中叶复古思潮影响下的宗法之争,也是晚明文统的归宗之争。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     

美的三个层次：张竞生乌托邦建构中的美学内涵

从思想史的脉络,结合张竞生1920年代提出的乌托邦理念,才能理解张竞生的美学思想。张竞生的乌托邦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中。前者主要谈构建乌托邦的理念与方法,后者主要讨论建构后的乌托邦社会组织及生活形式。从美的思想辨析来看,两者兼而有之,但前者更能体现思想史的痕迹。《美的人生观》不仅对美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对人生观问题也进行了系统回答。而对人生观问题的回答,则是对1920年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科玄论争的积极回应。该书不仅在认识人生观的方法上推进了科玄论争,而且在人生观的目的和方向上建构了一套方案,实质性推进了科玄论争。在此基础之上,张竞生的美学思想显示出其独特性。从认识方法来说,美不是与科学、哲学等认识方法相互平行的方法,而是包括并超越了科学、哲学方法的艺术方法。从美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融合角度来说,张竞生的美学既有可以完全实践的物质框架,同时亦有对其物化可能潜在抵抗的精神层面。而从人生目的来看,美变成一种最终极的理念,超越了真善。     

中西文化论争与现代政治文化哲学的凸显——兼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现代政治文化价值

文化论争是现代性追寻的深层映射,中华民族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伴随着中西文化的论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西文化论争的基础上,立足于唯物史观,阐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文化观,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西文化论争中有关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应答.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论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理论指导,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老舍译介《文学批评》的隐蔽意图与多重语境

1930年代初期,老舍曾尝试译介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尼奇的《文学批评》一书,最终未能译完全书,仅有四章译文刊载于《齐大月刊》及《齐大季刊》.学界以往的研究,倾向于将译文视为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为授课教学而引介的知识资源,然而,老舍的译介并非单纯的知识引介实践,其译文与译介发生语境之间存在显明的互文关联.在齐大的校园语境中,老舍的译文既流露出试图满足学院内部知识生产需求的努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折射出他对于知识生产体制的态度与立场.若是将审视的视域从齐鲁大学的学院空间延展至1930年代的文艺思想领域,则老舍的译介实践也可被视为他对文坛论争所进行的一种间接回应.     

“个人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

个人主义思想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散文随着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产生。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孕育了现代散文的思想内容和散文理论的变革。1920年代,“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了现代散文的发展与创作特征,促进了现代散文的潮流分化。1930年代,“个人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促发了现代散文领域的论争。“个人主义”思想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在特定历史时期遭到了抵制和批判,但是它却丰富了现代散文的风格和特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明初诗文三大家位次之争

宋濂、刘基、高启的文学地位历来各有其说,难分高下。笔者分别比较三人的文学成就、社会评价和政治影响,认为宋濂的文学创作略逊刘基,颉颃高启,但其文论成就突出,影响巨大,是政治上的文坛领袖,堪称"开国文臣之首"。高启诗才冠绝,一派文人性情,但政治影响不敌宋、刘,只能位居"开国诗人第一"。而刘基三者俱佳,确有"明初第一文人"实力,可惜掩于军功,也未领文学之职,与政治色彩较浓的"开国文臣第一"赞誉名实不符。     

水浒英雄的起点与终点——《水浒传》英雄性质论争新思考

水浒英雄早期个体的反抗起点往往多因个人遭遇的社会不公而起,有所谓“为盗”与“匪气”的性质,但是由于实现了上梁山在宋江领导下对抗官府而“替天行道”这个英雄群体所追求的理想终点,使水浒英雄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研究《水浒传》须从整体上考察水浒英雄的性质。     

不仅仅是文学走向的抉择——谈1948年前后“桥”的文学论争

在台湾新文学发展中 ,1 945年光复后创办的“台湾新生报”开辟的副刊“文艺”尤其“桥”在 1 948年间发起的一场文学论争 ,达成了两个带有全局性的重要目标 :用进步的、革命的文学消除“皇民文学”的流毒 ,占领文学阵地 ;以团结、统一的理念 ,澄清文艺思想 ,端正文学方向。这不仅给当时的台湾文坛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 ,而且为后来的台湾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今仍不无意义。     

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