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一部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力作

<呼啸山庄>带有浓烈的自然色彩.本文试从小说的背景环境、人物语言和故事情节三方面来加以阐述,从而揭示这种独特的美.     

语言输出与课堂教学

将语言输出的三大主要作用与实际教学相结合 ,探讨了在中国外语课堂内语言输出和实际教学的关联和作用。鼓励学习者较多的语言输出以提高他们对语言形式的注视及思索自己的输出语言的可能途径 ,提出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准确性与有意义的交流应给予同等重视     

杜牧咏史诗中的女性观照浅议

杜牧的<赤壁>等咏史诗的翻案语往往以女性为议论的出发点,他咏史诗很多都与女子有关.这是由于杜牧个人生活放荡不羁,大量创作与女性有关的诗,形成了思维定势,给他的咏史诗提供了女性观照视角.文人有以女性为衬托增加诗歌情趣之传统,这也影响了杜牧的咏史诗.     

建国初10年浪漫主义诗歌的美学特征

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 10年中 ,时代的光明和对未来的向往形成了最大的权威话语系统 ,而这也就促成了主观拥抱现实的诗人们抽象想象式的自我表现。胡风、田间、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创作 ,从梦幻般的生活想象到生活的抽象化与激情相交融中的诗性阐释 ,体现出了这一时期浪漫主义诗歌审美内涵的构成与演变。他们的诗用时代权威话语所赋予的“现实规范”和浪漫主义艺术策略相融合 ,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     

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从 2 0世纪初开始 ,清朝教育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 ,出现了近代教育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蒙古族近代学校教育的艰苦实践和探索也走上新的道路。蒙古族学堂教育是新教育思想的产物 ,虽然同旧的官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它打破封闭的传统教育 ,提倡开放的近代教育 ,由此教育种类和等级开始多样化、多层次化 ,出现普通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内地求学等形式。在学堂教育中 ,各种语言教育模式是同时并存的 ,这些模式经过分化和重组后 ,出现向汉语和蒙古语两个单语教育模式或蒙古语汉语双语教育模式集中的倾向。     

从量词看苗汉两种语言的关系

“名物量词”在各种语言中的产生、发展规律不尽一致。因此 ,透过“名物量词”探查两种语言的源流 ,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从苗汉两种语言量词的统计材料中 ,可以看到两种语言量词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湘西苗语的量词与同时代汉语的量词相比 ,在数量上没有汉语的多 ,在范围上没有汉语的宽。各个历史时期 ,湘西苗语都从汉语借用一批词语 ,相应的汉语量词就跟着进入苗语了。从量词的起源和发展来看 ,苗语深受汉语的影响 ,但是很难说苗汉两种语言出于同一母语。     

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思想刍议

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的基本思想包括语言和言语的相互关系，语言 和文字的分离趋势，历时和共时的基础及其方法论意义，在所指和能指的言说中，差别是语 言符号系统的决定性因素。     

从英汉诗歌的对照分析中看英语诗歌的形式美

英语诗歌与汉语诗歌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不同之处 ,只有在对比分析中才能更好地掌握英语诗歌不同于汉语诗歌的形式特点 ,特别是节奏韵律方面的基本要求 ,并由此出发 ,进而弄清不同类型诗歌的美学特征。     

抒情个体的民族精神皈依--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文化解析

作为民族众多 ,并且相对封闭和独立的中国西南区域 ,其少数民族诗歌创作 ,有其独特的文化生存背景。本文分析了这一区域的诗人们在种种具有隐喻、具有象征和寓意色彩的民俗风情以及古老文化的历史积淀中 ,以诗的意象舒展着个性生命 ,从整体上体现了诗人对自然、人生、历史、伦理、情欲等基本主题 ,从而完成了他们诗作文化寓言设置的精神指归     

从"唐人选唐诗"看王昌龄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变迁

“唐人选唐诗”录王昌龄诗歌作品的情况反映出唐代不同时期人们对王昌龄诗歌接受态度及其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升降变迁。总体而言 ,昌龄因其五言古诗对盛唐诗风的开拓之功而受到当时选家普遍重视 ,有“诗家夫子”之称 ,中唐以后选家则独重昌龄七言绝句 ,虽以“七绝圣手”誉之 ,但其诗歌地位已非显著。文章同时指出 ,作为古代诗歌批评的一种特殊形态 ,唐诗选本所蕴含的诗学价值应受到重视 ,成为唐诗学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