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缘情说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标志着缘情说的确立。使缘情说成为系统理论的是刘勰。首先他把“情”提升到本体地位,以“情”作为“文”的本质特征,而不限于“诗”;其次,他阐明了情采二者的辩证关系;再次,他在创作规律的探求中,揭示了情感的效应。刘勰的情感论是缘情说的完善和深化,因而与诗言志说拉开了距离。     

论赋、比、兴与“诗言志”及“诗教”的发生学关联

赋、比、兴 ,诗言志与诗教是中国古典诗学史鼎足而三的诗学概念。氏族会盟活动不仅是赋比兴的母体 ,也直接孕育了诗言志与诗教两大诗学观念 ,并由此导致了这三种诗学观念的发生学关联     

从"诗言志"看刘勰的文学语言观

本文以"诗言志"为切入点探讨刘勰的文学语言观,指出刘勰尽管发现了语言的"物性",但仍相信可以通过两种办法来加以挽救,反映了刘勰对文学语言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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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序》有"诗言志"云云,非惟诗文舞蹈,推及绘事,亦为的论。鸟迹铺陈以就文藻,五色错杂以生图画,五音调谐克成乐章,此皆心志之表征,艺术之别途也。文藻、乐章、画图,志之表也,鸟虫、宫商、笔墨,表之形也。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器由道生,道因器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     

论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

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相较于晚明与清中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特征:其一,从外部结构上来看,诗言志与诗主性情说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二,从内部系统上来看,诗主性情说不仅从个人之性情延伸至万古之性情,同时在性情与世运之间也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联系;其三,从审美取向上来看,由诗主性情说所引发的对"真诗"问题的探讨同样是这一时期诗论的重要特点。     

印刷时代的文学权力

在前大众媒介时代 ,文学借助于书籍的稀缺性获得了表征领域的垄断地位 ,并使自己被建构成文学权力。对于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即诗言志和摹仿说的考察 ,可以揭示文字书籍时代的文学与统治者的同谋关系。在前大众媒介时代 ,文学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传统的权威 ,其实质是一种话语霸权形式的符号权力     

《尧典》与“诗言志”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索上古辨伪的新思路

“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对它的研究绕不开它与《尧典》的关系。一般说来,任何历史事件在进入史册以前,都存在一个口耳相传的阶段,我们应该把事实和书写区别开。具体到史前史,我们尤其不能带着文明的偏见,歪曲文字成熟以前的种种人文现象。从地下考古的成绩来看,《尧典》所载尧舜禹的时代是基本可信的;其文明程度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低下。反映诗歌舞合一的“诗言志”由一个熟练掌握这种高度文明的史前历史人物说出来,完全是可能的。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