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思想

周敦颐的道德本体思想与其理学本体思想是一致的,具有本体论和生成论相结合的特征,周敦颐在以"诚"为本体的论证过程中,将这种本体具体落实到了人的心性本体之上,进而挺立了人极的意义,这事实上也就提出了其道德本体的论证。周敦颐道德本体思想在理论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逻辑环节: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纠缠、太极—诚本体的转换、立人极的道德本体思考。周敦颐这种本体论思路主张从意义发生机制,以"太极""诚"为本体,横摄天地人三界而立论,真正将以往的那种生成论形式的宇宙本体论落实到形上本体层面,完成了天地人一体的形上本体论证,找到了道德领域的根据,从而较好完成了人极意义的形上论证。     

徽商的诚信观

徽商的诚信观郭振香（安徽大学哲学系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关键词徽商诚信活跃于明清经济舞台上的徽州商帮，由于它孕育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氛围之中，又直接来自于儒风盛行的徽州地区，所以徽州商人身上往往不免刻有“儒”的印迹，他们不仅能“审积著，察低昂...     

宋儒仁学建构的激励者———契嵩批评韩愈仁学的三重进路

以仁义界定道德,既是韩愈《原道》中的主旨,又是其仁学的核心要点和批评佛老的理论尝试。契嵩对此十分关注并着重进行了批评,从而建构了自己的仁义观。在本质上,契嵩认为仁义并非人性先天所本有的,而是后天教育的产物,是“情之善者”。在实施的条件上,契嵩借鉴了《中庸》“中庸”“诚明”两个重要概念并以之作为仁义实施的重要条件。在地位上,契嵩认为仁义本有的地位是先道德后仁义,而不是相反。从思想史上看,契嵩在批评韩愈仁义观的基础上所建构的仁学思想,从正反面两个方面影响了宋代新儒家仁学的理论形成。     

杨万里“诚斋体”的理学意蕴

杨万里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理学家。他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活泼自然、饶有谐趣”的诚斋体。诚斋体自然而然的受到了理学的影响，是杨万里诗学与理学的完美契合。诚斋体的形成与理学中所提倡的“活处观理”“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有密切地联系。     

杨时为学进德之序述评

在传统儒学中,为学进德是人生的志向和追求,而追求须有始有终,有先有后,即遵循一定的次第。程门高足杨时沿袭《大学》之为学次第,高标《中庸》"诚"之大本,融合程颢、程颐之内外路向,以格物为起点,以反身格物即诚身为核心,以力行为落脚点,强调为学进德是知与行合一的过程。在这一次第中,对格物的论说和取向既是杨时思想的特色,也是造成其思想内含矛盾之处,即由承认外物之理的存在和关注外物之理穷格的需要转向内格诚身,从而游移于物与心之间。这种游移体现了他试图糅合二程向内、向外两个思维路向却难以融通的困惑。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诚斋集》勘误三题

杨万里《诚斋集》133卷,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亦即杨万里去世两年后,由其长子杨长疆编定.笔者近来编写《杨万里年谱》,在检阅《诚斋集》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人名讹误、文本重出、编排混舛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因"其集卷帙繁重,久无刻版,故传写往往讹脱",而且其中有些问题在长孺编定时就已经存在.     

“明明德”“本性”与“诚”的思想内涵及当代价值

《大学》所论"明明德"是彰显光明美好的品德之意,是《大学》三纲的基础;《中庸》所论的"本性"是天赋予的,是人物皆有的,人的本性是善的;"诚"是圣人所达到了的一种境界,一般人通过明善、择善、固执可以达到诚。明明德即彰显本性之德,本性之德是至诚无伪的,达到至诚方可充分显示本性;圣人是明明德、尽性、诚三者的完美统一。明明德内蕴的由己及人的责任意识、本性所内含的平等观念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诚则对为人、为学具有重大意义。     

解读《中庸》之“诚”

《中庸》着重阐述的是人的修养途径和方法,即＂尊德性＂、＂道问学＂与＂慎其独＂,而＂诚＂则是贯穿这一修养途径和方法的价值核心。其＂诚者自成＂、＂至诚无息＂的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社会转型、文化裂变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塑造民心、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