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视角

针对我国刑事二审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制度而言,通过反思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应树立无罪推定原则为中心,以取消"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规定,直接改判"事实不清"的案件和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为策略,构建我国的刑事二审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制度。     

“上海第一秘”的带“病”提拔之路

2007年12月20日,吉林省高院对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腐败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判处秦裕无期徒刑,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有关公诉案件二审发回重审程序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发回重审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导致司法审判工作的许多方面出现随意性。文章就其中的发回重审案卷移送,重审的审限、次数和理由,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探究,以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审判工作。     

刑事二审抗诉制度之完善——以比较法为视角的展开

抗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二审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主要形式之一.目前,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应通过比较研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上诉、抗告等制度,从立法和体制方面对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制度做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刑事速裁案件宜实行有限二审制——基于1 055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刑事速裁程序首选效率价值，但公正价值的基础性地位不能抛弃。基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实质，速裁案件的对抗性极小，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的可能性也应该微乎其微。但在实践中，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或空白上诉后又撤回上诉，随意否认认罪认罚协议，这些程序滥用的行为降低了刑事速裁程序的效率。与此同时，速裁案件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应当允许通过第二审程序得到纠正。一审终审制观点重视效率价值但忽视公正价值，其理论根据与实践基础不足。两审终审制观点将速裁程序的效率优位限于一审、排除于二审，对上诉权滥用行为予以容忍。速裁案件宜实行有限二审制，在保留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同时，改无因上诉为有因上诉，对上诉理由进行审查，从而避免无实质性错误的案件进入二审，以保持速裁程序的效率优势。     

诉讼中强制契约与自愿契约之比较——二审合同类案件调解结案实证研究

调解与判决系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制度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各有其制度功能和价值,不可偏废。文章从调解实际运行入手,同时结合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尝试为二审调解本身找到一个可以支撑、验证翔实的理论,通过在二审当中对调解结案案件的指标分析,从而得出已经调解案件的特征,以便在二审中"识别"具有可以调解特征的上诉案件。使此理论运用于指导法院二审调解适用工作,为调解的科学化、规范化、可操作化进行理论上的奠基。     

警惕刑事二审功能的异化--以法官为分析对象

传统刑事二审的功能以监督和纠错为主,但是通过对某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二审中的改判、发回、调撤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传统的监督和纠错功能逐渐被弱化,而矛盾化解功能凸显。将二审程序中的法官作为研究对象来看,这是其扮演的“法律职业人”“政治权力人”以及“社会文化人”三种角色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这种趋势呈现出蔓延之势,产生了新的异化：提讯制度被重新设计,二审开庭的选择也发生变化,而且法院的考评机制也被严重扭曲。     

化妆品安全使用期的消费者知情权解析

刘雪娟诉乐金公司、苏宁中心消费者权益纠纷案(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6期)中,原被告双方诉争的焦点,实质上就是化妆品安全使用期国家标准应如何理解的问题。一审法院以现行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未强制规定化妆品要标注开启后的安全使用期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被上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上诉人刘雪娟告知其购买的化妆品开启后的安全使用期。该判决启示笔者思考两个问题:我国现行的化妆品安全使用期的法律规定,是否存在问题?化妆品未标注开启后的安全使用期,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     

试论我国民事二审当事人地位的再建构

在我国的民事司法程序中,民事二审当事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但是我国学者在研究当事人问题时往往未意识到二审中当事人独有的权利地位,并不细分一审、二审以及再审中当事人的不同之处。近些年伴随当事人理念的流变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二审中当事人地位加以明确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凸显出越来越现实的意义。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我国二审当事人角色加以分析并提出作者的初步思考。     

中国死刑制度管窥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基于我国司法条件、司法特点、诉讼文化、诉讼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死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我国应从完善死刑制度着手,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真正做到"少杀、慎杀",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