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翻译的背后——离散经历对辜鸿铭典籍英译的影响

在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辜鸿铭首先选择翻译的是《论语》和《中庸》,他的译本和其他译者(包括汉学家)的译本比较起来有诸多特别之处,他本人也在《论语》译本的副标题中表明他的是一种特别的翻译.在决定译文这种特别面貌的各种因素中,辜鸿铭本人独特的离散经历对他的翻译心理、译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的采用起着关键的作用.     

辜鸿铭《论语》归化翻译策略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它的翻译和传播与译者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同时,对于同一文本而言,翻译目的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也会截然不同。文章从辜鸿铭所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和个人成长经历的分析入手,研究了辜译《论语》英译本所使用的意译法和归化翻译策略,进而指出传统文化典籍《论语》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采取有效的归化翻译策略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双重跨越与整体表达——辜鸿铭儒经英译的跨文化阐释

典籍是承载一个文化体系主要特征的显性符码,而典籍翻译则是一种显明的跨文化阐释行为。在儒经英译过程中,辜鸿铭构建了一条“归化性文化阐释”和“补偿性文化阐释”互相作用的文化阐释路径。辜译儒经通过归化性文化阐释,实现了朝向西方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跨越。通过补偿性文化阐释,以核心概念词特殊英译形式和副文本阐释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指向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本质的整体表达。辜译儒经的成功经验,对当前中华文化对外输出提供了有益启示,只有在对传统典籍进行归化性文化阐释的同时,保持典籍文本的整体性意涵,才能有效推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第三空间”理论观照下的辜鸿铭儒经英译研究

辜鸿铭兼具中西方双重文化身份,他以消除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固有成见和蛮横态度为传播理念,在"第三空间"以杂合的传播策略实现了儒经文化的有效传播。他一方面选择归化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儒经,满足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再现儒经所认知的世界和所塑造的美。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传播过程就是中西方文化在相交的"第三空间"转化、交融、发展的过程。     

从翻译规范论视角评析辜鸿铭英译《中庸》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使弱势文化的文本顺利进入强势的译介语文化,使其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就要向目的语语言及文化规范靠拢,翻译规范便由此显现出来。在扼要概述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本质分类后,本文通过对辜鸿铭《中庸》英译本的分析论证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     

格义：辜鸿铭对儒经的文化翻译

格义源自我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会通初期的有效途径。我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辜鸿铭采用西方文化格义东方文化,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文化翻译,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然而格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势必会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失真。在当今的文化交流形势下,辜鸿铭的儒经格义翻译带给当代文化译介的启示是坚持翻译的“陌生化”,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化。     

论辜鸿铭及其历史文化观

辜鸿铭是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捍卫者,辜鸿铭通过中西文明的比较,坚定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并向西方世界积极宣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推动中学西渐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批判性地接收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观点,对当今世界的价值取向仍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当今小说的一种模式──评陈福郎的《怪味嬉皮士》

陈福郎的《怪味嬉皮士》题材新颖，人物怪异，内涵丰富．它在探索“中西合壁”的聚合点，寻找“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现代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一个特殊的人物，生动而深刻地凸现了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历史文化现象．其以享誉西方的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名人辜鸿铭为模特儿的主人公这个艺来典型，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和现实透视的力度．这可视为当个小说创作的一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小说发展态势的某些重要的信息．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辜鸿铭的儒教观及对其儒经翻译的影响

清末大儒辜鸿铭学贯中西,归国后尤着力于孔孟儒家学说的研究.他认为儒教的本质就是良民宗教,儒家之道不仅是中国国民所尊崇的道德,也是超越东西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驱动力下,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介到西方,意使西方改变对中国文明的偏见,宣说中国文明的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