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下,深深扎根中华优秀传统美育精神,借鉴西方美育 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恽代英主张：美育应当在儿童时期打下基础,塑造美好品德是儿童美育的重要使命,游戏是儿 童美育的主要途径。     

司法裁判规范的证成分析

作为法律三段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应当是一个经过严格证明合乎法律并对某具体案件事实具有规范作用的命题,它是裁判者衡量或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有无违法的重要尺度,是决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然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规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不能直接成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正当理由,因而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应当运用某种有效方法对它进行证成,使之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合理性。裁判规范融贯性的证成需要一种旨在达成合理共识的论证程序。只有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融贯的可能。     

数据权视域下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及其规制

虚拟货币是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形成的加密价值符号。虽然名为“货币”,但是由于它具有物理形态虚拟性、价值虚拟性、运行环境虚拟性等自然属性,因而注定无法成为真正货币。本文认为,从法律属性角度看,虚拟货币在本质上应当属于数据,但虚拟货币不同于传统的计算机网络数据,而是一种非中心化的新型数据。因此,可以在数据监管一般规则的基础上,结合非中心化数据的技术特性,设计关于非中心化数据的特殊规则,以实现对非中心化数据的有效监管,并最大限度地为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营造充分的制度空间。     

检察指导性案例应用研究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立足于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在借鉴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基础上所创设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截至2020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公布了19批72例检察指导性案例,为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规范司法办案、维护社会公正提供了有益参照。在司法办案中,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存在感”和“活性”还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司法人员对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性应用缺乏方法论的引导。因此,有必要立足检察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和价值,从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应用内容、应用方向、应用方法和应用规范入手,对检察指导性案例制度进行系统性检视,并提出改进路径。因此,要找准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定位、科学确定指导性案例、建立指导性案例应用机制,以充分优化释放检察指导性案例的最大效能。     

于根元先生的语言规划观

于根元先生的语言规划观主要体现在“语言规范观”“语言主体多样观”“语言服务观”三个方面。在语言规划研究方面,于先生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命题,如语言规范的参照项是交际值、检验规范的成效是对语言生活的影响、语言规范制定时应重视语言的可预测性、规范就是服务等,这些命题如今看来,依然具有学习借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类别股之组织法规范与资本制度衔接

2005年《公司法》概括性地规定类别股,其发行要按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并在创业板、科创版等已有实践。类别股的发行能够满足不同股东的需求:用于股东控制公司经营或是通过分红等单纯享有经济利益。《公司法》依据股东的不同需求允许公司在法定范围内设计发行两种以上类型的股份,以此达到促进公司融资的目的,或调整控制权作为反收购措施。类别股的发行是对股东平等原则的突破,因而类别股的种类需法定化,不宜扩大化,股东在章程中约定自治的范围只限基于法定种类的选择。同时,类别股的发行要考虑各股的不同功能,需要从组织法层面规范均衡普通股股东利益与类别股股东利益。组织法规范以资本制度为基础:若公司采授权资本制,则应由董事会作出发行决议;采法定资本制,则应由股东大会作出发行决议。在设置类别股的公司中各类股份与普通股之间根据股东请求可变更转换,类别股东若受损害可召开类别股东大会救济。     

“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有偿使用的物权法构造——以2015年以来宅基地改革试点为对象

新一轮宅基地有偿使用探索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亟需规范层面的支撑。但《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性的规定并未发生变化。试点地区通过有偿费用的形式,突破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性。主要包括以区位优势推动集中利用、改变用途与商业经营相结合、增减挂钩与统一交易三种有偿模式。宅基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统一规范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对于推进试点的有偿使用是必要且可行的。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统一规范的基础权利存在缺失。为此,物权法可创设一项宅基地经营权,从区分物权属性与债权属性的使用权展开立法,从而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无偿分配与宅基地经营权有偿使用的统一规范。     

论商事职务代理的代理权来源

对于商事职务代理中的代理权来源,学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司法实践也因此而裁判不一。仅依据“代理权分离于其基础法律关系”这一既有理论,尚不能为商事职务代理权的来源提供最终答案。在商事组织法思维的介入下,结合职务代理的独立发展轨迹及其背后逻辑,可以得出“职务代理权的本源实为规范授权”这一结论。在我国《民法典》的语境下,规范授予职务代理权的模式同样存在,法定代表人制度便是典型例证。借助于商事习惯的法律漏洞填补功能,《民法典》第170条可以在解释论上获得实现差异化授予职务代理权权限的立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