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偏差分析——基于江西省54个县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54个县(区)363份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的偏差问题.结果表明:农户总体及子群体的销售意愿与行为相关程度较低,除受教育年限为12年以上的子群体外,其他相关程度均未超过0.5;不同子群体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一致人数仅占总体的7％～57％;农户及其子群体的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间的偏差较大,且此偏差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过电商培训上表现显著;以正一致为参照组,二者的偏差主要是受个人特征、政策感知、网络信息了解程度、电商技术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及感知风险性的影响;其中,年龄会扩大偏差,其他因素则缩小偏差,是否知道本地有电商协会组织、是否知道农村电商的惠农信贷政策、是否了解网络购物发展信息以及是否了解农村电商发展信息对偏差的影响程度最大.研究结论可以为更好地制定和完善农村电商发展政策,以提升农户电商销售意愿到行为之间的转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文化特色小镇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地方居民作为地方文化的活载体和保护主体,其积极主动的文化保护行为对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将"文化认同"和"个人社会资本"两个与居民文化保护行为有关联的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从而构建结构方程理论模型,探讨影响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机制。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文化认同、个人社会资本和主观规范对其文化保护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行为共同说视角下深度链接入罪化探究

深度链接作为一种网络技术，相比于侵犯著作权罪的传统行为方式，法益侵害程度更加严重，需要刑法对其加以规制。在刑法意义上，内链或者加框链接型深度链接可上升为侵犯著作权罪的实行行为，外链型深度链接则应视为本罪的帮助行为。学理及实务基于部分犯罪共同说对外链型深度链接行为的入罪存在诸多困境，行为共同说的视角则可为其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解决路径。     

社工课堂介入学校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的研究——以怀化市某学校社工课堂为例

学校行为偏差青少年作为一类长期受到集体排斥的边缘群体,是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主要服务对象。本文基于优势视角理论,通过对怀化市某学校行为偏差青少年现状的阐述和归因,以接纳和同理的原则,探讨社工课堂在该学校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中的作用和介入策略,以及在学校实际开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根据本文的活动分析,社工课堂对学校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矫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实际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亲社会导向的内疚研究：回顾与展望

内疚是个体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或他人思想、言行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并觉得自己应为之负责而产生的一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体验。适度的内疚具有亲社会效用和道德发展功能,而过度的内疚则有害身心健康发展。现有研究不仅从内部焦虑、依恋关系、因果报应、交换互惠和脑神经机制等方面揭示了内疚产生的机制,还从道德发展水平、共情能力、认知归因、气质类型、教养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今后研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个体内疚情绪培育和管控路径的发掘,以充分发挥内疚在完善个体道德品质、促进人际合作、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统一研究范式,加强脑神经机制及跨文化研究等也是今后研究应予关注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