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有限元和数据重构的连续梁移动荷载识别研究

以公路桥梁中常见的连续梁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元和数据重构的移动荷载识别方法。采用有限元方法和Newmark方法编写连续梁在移动荷载作用下动力响应的计算程序,获得桥梁的位移响应;由切比雪夫多项式重构位移响应;由Newmark方法重构桥梁的速度和加速度响应;通过重构的数据采用正则化技术进行移动荷载识别。研究了荷载移动速度、荷载大小和桥梁跨数对移动荷载识别结果的影响。     

基于用户技术接受模型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研究 ——以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例

从用户使用视角出发,基于用户技术接受模型,以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例,设计14个观察指标,研究政府开放数据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具有开放有序、回应及时和激励正向三大特色,同时存在创设数据场景不丰富、获取数据资源途径单一、利用成果数量少及质量不高、平台用户评价不积极及参与度低等不足。据此,提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提升用户数字素养、构建政府部门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机制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油气开发生产组织新模式探索

智能化是强国战略的必备基础,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蓬勃兴起,全球石油公司不断通过数字化转型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智能化油气开发生产具有全面感知、自动操控、趋势预测、优化决策的特征。目前,我国油气开发生产数字化转型面临四个困境：各油气田硬件基础设施参差不齐、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处于较低水平、传统的油气开发生产模式不适应智能化条件、智能化油气田建设运行尚无统一标准可供借鉴。智能化油气田开发生产组织新模式应以业务协作共享、一体化智能协同为主要特色,积极实现操作巡检维护、开发生产管理、协同研究、经营管理与决策的一体化智能运营。     

消费者价格敏感度对大数据杀熟的抑制作用

近年来,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实施消费者杀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消费者价格敏感度对大数据杀熟现象具有抑制作用,情感态度在其中具有中介效用,但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运用效果层次理论探究消费者价格敏感度对大数据杀熟现象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差异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情感态度间接影响消费者对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抑制行为,网络口碑则直接影响消费者对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抑制行为。消费者应将产品差异、网络口碑纳入个人消费参考标准,以此提高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从消费端来抑制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行为。     

数据权视域下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及其规制

虚拟货币是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形成的加密价值符号。虽然名为“货币”,但是由于它具有物理形态虚拟性、价值虚拟性、运行环境虚拟性等自然属性,因而注定无法成为真正货币。本文认为,从法律属性角度看,虚拟货币在本质上应当属于数据,但虚拟货币不同于传统的计算机网络数据,而是一种非中心化的新型数据。因此,可以在数据监管一般规则的基础上,结合非中心化数据的技术特性,设计关于非中心化数据的特殊规则,以实现对非中心化数据的有效监管,并最大限度地为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营造充分的制度空间。     

国内数字政府研究进展与展望——基于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数字政府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层出不穷。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关于数字政府研究的CSSCI来源期刊作为样本数据源,同时借助CiteSpace软件系统梳理该领域的经典文献,发现相关主题研究成果数量在2017—2021年呈现急速上升趋势。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政府、数字治理、大数据、政府治理、电子政务等主题。未来,应该继续加强数字政府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拓展数字政府的应用研究、关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研究,以及加强数字政府的多主体参与研究。     

游移于"公""私"之间:网络平台数据治理研究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的生产要素性质越发突出。平台数据是其中最具市场性的一种数据类型。网络平台和用户都是私主体,然而用户使用平台产生的数据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具有了公共属性。“公”“私”成为确立数据权属、释放数据活力过程中的一对显著矛盾。对平台数据的保护思路有将其视为私人财产和公用品的两种,追溯互联网从诞生到发展的历史文化对于挖掘“公”“私”对立的深层原因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可从主体协同、平台数据保护模式、数据交易制度等方面对网络平台数据的治理提供建议。     

《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与数据资产治理观念的协调路径

除《民法典》总则编有少量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外,《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主要集中于人格权编。在实践中载有个人信息之数据的利用价值日益显现,故针对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以及数据利用在《民法典》适用语境下的解释路径成为学界与业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人格权编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自然是从保护私主体的人格尊严出发,相关规定不涉及亦不排斥载有个人信息之数据的市场化利用;《民法典》总则编第125条及第127条规定已为数据权利保护与数据利用规范的适用除外提供空间,《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可藉逐渐成形的数据资产治理观念实现与《民法典》规定的协调,表彰其所内含之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亦可避免一些涉及《民法典》适用范围的理论争议。     

个人数据损害的类型及其确定

依告知同意原则构建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面临着过度收集、擅自披露与滥用等问题的严重挑战。公权保护路径存在监管力度、范围及效力的局限性,而传统侵权法上的损害观念架空了数据主体的私法救济权利。因此,为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扩张侵权法上损害的含义。法律上可予赔偿的个人数据损害应延及两类新型损害：数据主体遭受次生损害的风险,以及社会分选歧视、数据监控、自动化决策等造成的人格利益减损。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为解决风险与人格利益减损所产生的经济量化与举证责任之困境,《个人信息保护法》应采用知识产权法中广泛适用的法定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