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交谊考

韩愈、柳宗元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尽管政见、思想内涵、文学主张多有差异,但二人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二人的友谊源自于柳镇、韩会的交谊和童年的交往,而在长安求仕、困顿科场则是二人友谊的进一步深化。     

朝鲜汉文学家柳梦寅对韩愈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变通——以"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为例

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的散文理论深受韩愈的影响:反骈文、倡古文,赞同"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但他又对韩愈的理论适当变通,并结合韩愈以来的理论成果和朝鲜的时代特征,扩充了"道"的范畴和内容,辩证地看待"不平则鸣"和"诗鸣其穷"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散文理论体系.     

欧阳修对韩愈及其碑志文法的接受与超越

欧阳修对韩愈其人、其文的推崇无人能比,本文从韩欧比较的视角阐释了欧阳修对韩愈人生价值观的接受与超越、欧阳修对韩愈碑志文法的接受与超越及其原因。对加深认识韩欧其人与文的异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点。     

中唐古文运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文体之变

中唐古文运动关涉文学思潮的变化,历来解释颇多,一般说法多从革新说、复古说、创新说等等阐扬开来。然而,以刘勰"文变染乎世情"的视角对此进行观照,加以还原,古文运动实际上是唐宋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文体之变,是社会转型在文学领域的表现。特定的文学思潮并非孤立的现象,而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中唐古文运动在唐宋社会转型加剧和明显的背景下发生,是中唐实用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渗透和表现。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变

基于宋代学术的不断演进,王安石对韩愈的思想学术有所不满,但其诗歌创作却受韩愈多方面影响,无论在内容、意象、体式、诗句等多个方面都有不同的呈现。但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继承却是以其特定的时代文化为背景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通过对王安石与韩愈诗歌关系的考察,我们既可以深入地了解王安石诗风的特点,也可以具体而微地把握宋诗特色的形成过程。概言之,王安石一方面对韩愈的整体思想学术持较严格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许多具有代表性诗作中继承和发扬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千余年的传播与接受中经历了由高丽朝文人士子自下而上的推动、朝鲜朝初期深度参与意识形态建设、17世纪达到高潮、朝鲜朝后期发生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愈的不同散文作品契合了朝鲜古代不同时期政治、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被融入民族审美文化之中，甚而成为朝鲜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中国批评话语影响、朝鲜古代的政治生态、民族散文批评话语构建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韩愈散文的典范地位，表现出了中国古典散文域外传播和接受的典型特征，在东亚范围内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韩愈两度南贬与诗路书写翦论

韩愈的阳山之贬和潮州之贬，无论路途之遥还是谪罚之重，都是同期贬官中最堪关注者。其诗路创作，除数量之大幅增加、质量之显著提升外，于写景记异、纪地述行、特别事件与人事交往、人文景观及其历史文化内涵诸方面，均独具特色。仅就其两度南贬途中正面涉及之主要地点、景观言，即达三十余处，其中不少具有唯一性和标识性价值。至于像蓝关、武关、层峰驿、楚昭王庙、洞庭湖、岳阳楼、汨罗江等，虽已有不少诗人涉及，但韩诗的描写或角度独特，或感触深挚，某种程度上为其增添了贬官视野中所特有的地理色彩和文化印记。质言之，这既是自然景观与文化风俗异质性不断刺激的结果，也是作者遭受政治打击所导致的发泄欲望的表现。至于常被人忽略的诗路同伴(阳山路途之张署，潮州路途之韩湘)及沿途酬赠诗创作，亦为了解韩愈诗路书写之一要项，而不宜轻易放过。     

《三苏先生文粹·评史》中的两篇伪文——兼及《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史评》所收《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从二程之语改编而来；《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与清人所辑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书二李传后》一文大体相似，应也不是苏轼所作。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这三篇文字，吕祖谦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不会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中，所以该书应非吕祖谦专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成书，或是以流传出来的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手抄、批注稿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