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角度观照鲁迅的审丑与沈从文的审美

鲁迅专注于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突出强调社会矛盾与不和谐的一面;沈从文则专注生活中和谐与优美的一面。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审美标准,使两位文学大家获得不同的社会接受。     

合本子注疏论

佛教经典流传到中国,最先并非直接的梵语原典,而是经由西域各国的所谓“胡语”翻译而来,从胡语译成汉语后,往往失去梵语佛典的初本面目。在佛教经典传授的初期,传授者采用“格义”的阐释方式,把佛教术语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概念相对应,以期很好地理解经义。魏晋之际,随着一经多译的大量出现,“合本子注”的形式不但为佛经翻译和阐释带来了方便,使佛经更加中国化,而且还影响到其它古书的注释,最终确立的“集注”体成为注释学上最重要的体例,古代有名的注释典范之作,大都采用“集注”的形式,注释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论新历史小说的话语意义与审美特征

本文从历史观念、导向、叙述形态三个方面切入文本,全面论证了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小说的不同,从而总结出新历史小说的话语意义和审美特征。     

感性、理性、审美与人的完善

美育有着其他教育活动替代不了的特殊作用 ,这种特殊作用是与具体实施美育的审美活动的特殊性直接相关的。审美活动的感性特征是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 ,这种特征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从人的感性生命的要求和主要精神活动的理性特征出发 ,探讨了审美活动的感性特征与人的完善之间的关系     

词语的非对应及其翻译

对“非对应词汇”的概念 ,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阐述 ,并从几个方面论述了翻译中处理非对应词汇的方法。     

美育与大学数学教学

首先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分析美育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了高等学校美育的任务,探讨了在课堂教学中促进教学审美化的途径,强调以美育人、审美优教的教育观念;最后,从数学学科的特殊性出发阐述了大学数学教学中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可行性。     

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的审美生成

唐代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可以从下述3方面论述：（一）御史活动与公案传奇故事的生成。唐代御史的监察、断案活动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二）御史＂精察＂思维与公案传奇＂变故＂叙述的生成。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惊奇＂是由故事的＂变故＂形成的,而御史断案中的＂精察＂正有助于公案传奇的变故叙事,形成富有＂突转＂性、惊奇美的叙事张力。（三）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与公案传奇价值取向的生成。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御史文学家＂寓意于事＂＂、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公案传奇独特的价值取向。总之,唐代御史经由特定职事活动所形成的传奇事迹、思维方式和伦理取向,成为公案传奇生成的催化剂,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唐代公案传奇的鲜明特征。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域外小说集》的译介：接受美学视角的解读

接受美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给翻译研究引入了读者接受之维。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域外小说集》由于其读者的缺席,它的译介是＂大为失败＂的。其译介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当时读者与译文无法达成视野融合,主要表现在：在翻译选材上,译文在文体和作者方面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在翻译方法上,尽管文言迎合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但＂直译＂使得读者期待受挫;此外,翻译的叙事模式远远超过了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其译介的失败给当代译者提供了借鉴：译者在翻译时,要立足于当代语境,站在译文读者的角度进行翻译材料及翻译策略的选取,以期达到译文与读者的视野融合。     

“异化”、“归化”与旅游景点翻译规范化策略——从广州白云山风景区公示语英译说起

旅游景点公示语可分为两类:指引性公示语和解释性公示语。本文从广州白云山风景区内公示语的英译说起,认为旅游景点的公示语翻译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类型,并提出了"异化"、"归化"有助于旅游景点翻译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