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儒家经学与浮屠译经：中国两种阐释传统及其关系

[提要]儒家经学阐释和早期佛经翻译是中国古代两种重要阐释形态。儒家经学中“无达诂”的出现标志着阐释开始走向自觉,从“解经一字,洋洋千言”到“六经注我”的演变过程,完成了儒家阐释学的建构。文学阐释受经学阐释影响巨大,从“言志”到“原道”,从“原道”到“明道”再到“载道”的阐释准则沿革,是经学阐释主题变换的缩影;浮屠译经从“道其大概”到“文质彬彬”的演进,实现了道教民间信仰、儒家基本文艺观、文本形式再造参与下的多重阐释重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佛教内质的偷换。儒家经学与佛经翻译代表了中国文化对待传统资源和外来资源的两种“阐释—接受”模式,亦构成了中国传统阐释学中水乳交融的时间智慧和空间智慧。充分把握中国固有的阐释传统,对于我们看待理论的中国面孔、现实指向、本土自信,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话语重建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中,义疏代表着从文字翻译与注释向阐释话语建构的转型,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阐释与中国佛经翻译阐释中都已经初步建构这种话语.其中意义重建又是理论的核心.中国阐释学发展中,宋明理学在话语重构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宋明理学经过爱默生等人的重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汉译佛经发生论

本文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汉译佛经的产生、发展以及它的各个关系面。包括：印度佛教经典的传入；汉译佛经的原本；东汉至近代佛经翻译的概况，译场的组织体制；译经规则；汉译佛经对我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佛经的装帧形式和抄刻等等。为了解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佛经，提供了深入研究的线索。     

佛教双语字书与隋唐胡语风气

唐代是翻译佛经和西行求法运动的高峰时期,为了更好地理解深奥佛法的真谛以及学习域外知识,与梵语等外语(或西域民族语言)相关的启蒙著作及工具书,包括佛教词典、梵汉字书、佛经音义著作等等更是急需的热门.讨论唐代社会的胡语学习及使用风气,从时代背景来分析佛教双语字书以及音义著作形成的原因,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献的价值.     

衡阳佛教旅游景区景点名称的英译简析

景点名称是特定景点的标志,不仅表达了建筑用途,而且和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而佛教景点名称更是承载了丰富的佛教特色文化.翻译时既要准确理解源语基本信息,又要传达其特定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章从分析佛教旅游景点名称的结构与分类入手,同时以功能目的论为指导,结合衡阳佛教旅游景点名称的实践材料详细介绍了几种有效的景点名称的翻译方法：英译,翻译对,音译加注释,梵语加注释.译者需要根据具体的景点名称,充分传达源语语义和文化色彩,达到的翻译的功能和目的.     

佛教的创立

佛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法”字的梵语是“达摩”。佛教对这个字的解释是：“任持自性、轨生物解。”这就是说,每一事物必然保持它自己特有的性质和相状,有它一定轨则,使人看到便可以了解是何物。例如水,它保持着它的湿性,它有水的一定轨则,使人一见便生起水的了解;反过来说,如果一件东西没有湿性,它的轨则不同於水的轨则,便不能生起水的了解。所以佛教把一切事物都叫做“法”。佛经中常见到的“一切…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既是异族文化思想在本士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也与佛教界人士所采取的正确传教策略有不可或缺的联系。就佛经翻译而言，它既是传播佛学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为了适应佛教中国化的需求，归化策略必然成为译经者首选的翻译策略，它能在佛经翻译中把统治阶级利益和向往佛法人士的阅读需求结合起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论章太炎经学诠释思想渊源--《齐物论释》与佛学的关联意义

作为从晚清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殿军领袖,章太炎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经学的朴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在传统经学的诠释中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文本,讨论了章太炎以<庄子>为传统资源对佛学更高境界--"随顺成俗"的标新,通过披检章氏对<齐物论>术语的重新诠释,展现其对庄子思想的时间维度上的关怀与重视,并关注由此引发的章氏子学向以<答问>为代表的经学(史学)转向,试图廓清其经、史著述思想的体用关系.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典籍英译——《楚辞》国内英译本探析

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输出重要性逐渐彰显的大环境下,从翻译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典籍英译的翻译方法,走出文本分析的局限,强调译本的整体传播效果。回顾了翻译学回归伦理探讨的历史,针对译本体例编排和异质转化两个方面,从翻译伦理角度评析近十年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突出翻译伦理在典籍英译中的指导作用以及“丰厚翻译”法对今后典籍英译的启迪。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从《尚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看典籍英译问题

典籍英译意义重大而又任重道远。两个《尚书》英译本的比较显示:熟悉原著是基础,理解经义是关键。要想提高典籍英译质量,除了英文造诣和翻译经验外,更需译者认真研读典籍文本,充分吸收前人典籍研究和翻译的成果,并加强与汉语典籍专家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的合作。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随之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佛典中富有想象力的譬喻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佛教中超现实的空间观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佛教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娼女当堕为雀鸽"与"龙畏细虫"二说之佛教渊源考论——文言小说与佛典原型研究二例

《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冥间有此判罚:妓女来世当转生为雀鸽!此说来源于佛教。早期佛经寓言中讲鸽子是种淫欲旺盛的动物,且被欲望所困苦。另外,佛教以为人死之后会按“习气相投”的原则转生,故欲望重者就会转生为鸽子之类。《聊斋志异》有“龙畏细虫”之说,原来诸多佛经中经常提到龙有三种苦恼无法解脱,其中鳞甲有虫是其大烦恼之一。以“龙怕虫”作为情节要素的佛教故事不少,且都情节生动,这些传说在中国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的变异与翻版。可见,佛经影响中国小说的过程往往是先要有佛经故事与本土故事为中间环节的。     

十六国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长安佛教

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在前秦、后秦的相继统治下,出现了一个佛教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罽宾来华僧人在毗昙学(以说一切有部经、律、论为主)的传译方面出力极大,对汉地洞悉印度佛教理论体系,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弘法的高潮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