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转化如何影响企业标准化能力——技术能力的中介效应

高水平的标准化能力能够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引领产业升级。尽管标准具有知识和技术的双重属性,但是企业的知识转化和技术能力是否影响标准化能力的提升还有待验证。研究基于知识创造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知识转化、技术能力和企业标准化能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234家企业数据,并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内部知识转化有利于企业标准应用能力和标准管理能力的提升,外部知识转化有利于企业标准应用能力和标准产出能力的提升,技术能力在内部知识转化和标准产出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技术能力在内部知识转化和标准应用能力、外部知识转化与标准应用能力、标准产出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基于SRFML-Lift的流程制造产品质量状态监测

对流程制造型企业而言,产品质量状态的监测精度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生产与运营成本。面对流程工业的多变量监测要求和数据不均衡性,以往研究主要采取局部建模策略或多输出模型,存在特征选择偏差和分类精度不高的问题。对此,本文设计了一种结合SRFML特征选择和Lift学习策略的质量状态监测模型,通过共享不同目标之间的信息以期提升模型的监测效果。首先,根据ReliefF过滤机制,引入重采样赋权思想对工业特征的选择过程进行优化(SRFML);然后,将选择结果作为Lift学习框架的输入,通过类属属性学习方式重塑各待监测特性的特有关联属性;最后采用多个SVM分类器进行训练,得到各目标的质量状态结果。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SRFML-Lift充分学习了原始特征的关键信息,与其他组合策略相比,对质量状态的监测效果更佳,可应用于流程工业的生产管理实践。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

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正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中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     

Evaluating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A review of methods, outcom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Renewed interest in assisting troubled employees has led to an upsur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coupled with demands for demonstrable effectiveness. This review examines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these programs, their administrative and methodological context, and the types and outcomes of evaluation studies conducted thus far. Proposals for improving future investigations through a number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are then made.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