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

曹禺的剧作历来是影视改编的热点之一。在曹禺剧作的影视改编史上,《日出》的改编总体上比《雷雨》、《北京人》、《原野》的改编都更为成功。以《日出》的影视改编为个案,通过与曹禺其他作品的文本特性及其改编效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话剧改编为影视作品,原著的文本特性对这种改编有很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曹文轩儿童文学的悲悯情怀探寻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因作者独特的创作观念、创作追求和创作心态的关系而蕴含着浓郁的悲悯意识。“我就是中学生”的创作观念产生了对人性弱点的感同身受的平视视角,对儿童遭受苦难的感受和体悟的深切程度也正是曹文轩儿童文学中悲悯意识和博大情怀的试金石,具有关爱和同情别人的悲悯意识才是救赎在精神的荒漠中疲惫旅行的新新人类的最佳药方。     

性情其人，真诚其文——由曹植诗文看其真性情

作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作家自身的性情特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曹植杰出文学成就的取得与其真性情有一定关系。曹植的作品表现出醇真直率、至真至善、悲天悯人等性情特征,说明曹植是一个真性情的文人,他的真性情对他取得杰出文学成就有促进作用。     

论曹植与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确立

作为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建安风骨”是后代论者对于建安文学精神的一种独特接受和主体建构。由于建安文学的发展呈现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不同阶段、不同作家的情形不一, 对这一创作范式内涵的把握和阐释就必须放在特定历史进程中进行。曹植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在中古文学史上一直具有偶像的价值和意义。将曹植这一“文本”以及后代作家对他的“接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观察,就会发现,曹植尤其是他后期文化、文学活动的典范意义并非只在辞彩等形式的方面,而是标志着一种文人生存方式及文学创作范式的完全确立,从而成为中古文学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     

中国新文学中的父子母题(下)——以鲁迅、曹禺等人作品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分析了鲁迅、曹禺等二、三十年代作家对父子母题的处理及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内涵。父子母题的处理在新文学中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文化意义:它既背负着反传统的精神使命,又融入了日常亲情和人生伦理的意味。这种取向的混杂使其意义显得隐晦难明。因而,疏理这种意义隐晦的情形,并借此揭示新文学在精神开掘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就成了文中之旨      

曹植游仙诗新论

曹植游仙诗的创作年代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且都语焉不详 ,通过对有关材料的辨证可以拟定为黄初二年 ;这些诗作的主要思想意蕴是由“忧生之嗟”、对自由的无比向往与获罪被贬后的复杂心境等所构成 ;此外 ,还对游仙诗是否为曹植历经打击磨难之后进取心逐渐衰竭的表现之观点进行了商榷。     

曹勋《北狩见闻录》质疑——兼辨《四库提要》之误

<北狩见闻录>以宋徽宗为主线,记载了金兵胁迫徽宗至军前,于靖康二年(建炎元年)三月二十七日裹挟北上,直到过真定府的时间段内的记事.此书是记述靖康之难最早的史料之一,但作者曹勋在书中杜撰了一些虚假的记事,长期受到征信,需要深入地加以辨析、订正,书中关于高宗继统的祯祥出于编造.     

朱光潜与曹禺、巴金等人的两次论争述论

朱光潜回国后在北平文化圈站稳脚跟,也主动介入了当时的文坛纷争.朱光潜有着相对纯粹的审美眼光和品位,有时以不经意的俯视姿态评论、讽刺作家,引起被批评者的不满,从而引发论争.其中他与曹禺、巴金的两次论争颇有关联,关注者较少,此文一并述及其经过、现点、实质,并予评述.     

曹溶任职山西大同期间的故国之思

曹溶是清初著名词人，他的词能确定作于任职山西期间的，有30首，几乎占他全部词作总数的1／6。在这些作于山西的词中，曹溶经常通过登览古迹抒发深隐的故国之思，如《绮罗香·云中吊古》和《永遏乐·雁门关》等。作者采用融藏今典于比兴的艺术手法，深隐地表现当代史事和故国之思。     

论曹勋词的雅化

曹勋为北宋末年慢词大家，其词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融入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含蓄典雅，推动了文人词的雅化。内容上以士大夫的高情雅趣修正花间绮艳题材，以词言志，使词向风雅精神回归；艺术手法上以才学为词，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这些都与时代风尚、本人丰富的学识、艺术趋尚及其父曹组的创作命运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