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古泮池遗址今何在——基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

据《水经注》等古文献记载:鲁泮池、泮台与汉太子钓鱼池、太子钓鱼台同在鲁故城西南部,地理位置相近,但却分属于不同的古建筑群遗址,形状也尽不相同。明中期衍圣公孔弘绪与孔弘泰分别在太子钓鱼池遗址和古泮池遗址上修建有南池别墅(又名南溪)和东庄别墅(又名东池)。明正德、嘉靖年间"移城护庙",新建阙里城东墙恰好从太子钓鱼池和古泮池中间穿过。太子钓鱼池留在了明城内,古泮池则被隔在了明城外。清乾隆年间,在明城内太子钓鱼池遗址上修建"古泮池行宫",乾隆帝"古泮池证疑"将其地定为古泮池。由此古泮池与太子钓鱼池张冠李戴,明城外真正的古泮池遗址再也无人问津。     

时空的突破:文化折叠现象中的鲁迅

20世纪初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意识多层次的沉积地带,产生了多种文化因素交融的折叠现象,造就了新的语境和文化态势,鲁迅的思想就体现了一种多元化文化意识因素相融合的结果,突破了传统文化的界线,为中国文化及其文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隐秘灵魂的自我剖析与展示——解读鲁迅《野草》的色彩意象

翻开《野草》,全篇色彩瑰丽奇幻,红色、白色、黑色、青色……构成了《野草》艺术世界中独特的色彩意象体系.鲁迅笔下象征性色彩形象的选择和色彩意境的营造,不仅展示出特定历史时期自然与社会的风貌,而且传达出作者在这一时期内心深处的体验和感受.     

国民性、主体性、功能性的错综与纠缠——鲁迅对东亚封建宗法伦理中皇权思想的反思

在鲁迅看来,皇权思想与国民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在东亚,日本的皇权思想主要造成了主体性丧失问题,中国的皇权思想主要表现为国民性问题,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主体性问题。而这也使鲁迅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向对皇权的批判。但他的困境在于:皇权思想不但造成国民性问题,融入国民个体的灵魂,而且其所行使的功能性也融入了整个国家和现代化运动的灵魂。     

从对"诚"的渴求到对"伪"的探寻——鲁迅彷徨时期思想转向研究之一

鲁迅彷徨时期失却启蒙热情,转向探索灵魂的复杂性及矛盾性,从对"诚"的渴求到对"伪"的探寻即为其中之一.鲁迅自从文时代就倡导"诚"的精神,把它视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有效途径.鲁迅在彷徨时期却发现"诚"为虚无的存在且缺失同情的道德品质,"伪"呈现出作为伦理存在的道德意义.从对"诚"的需求到对"伪"的探寻,隐喻着鲁迅彷徨时期的思想转向,表明其思想重心已由科学性的"真"转到伦理性的"善"上来,即由尼采式的个人主义转到人道主义上来.     

陆荣廷政权在边疆民族经济融合进程中运用的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

陆荣廷为首的桂系集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群体,对其历史作用应进行多元化评价。他们利用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清除了部分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邪恶势力,扩大了近代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广西新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同时推动了边疆民族经济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明朝会官审录制的特点及现代启示

会官审录制度是明朝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制度在明朝时期已经相当完善和成熟。会官审录制对加强明 朝中央集权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会官审录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诸多特点和 蕴涵的精神意蕴对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仍有重大启示。     

文化意识与译者中间物本质——也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不仅仅是其翻译原则,更是其文化意识的一个表现.具体而言,是其文化自省意识的产物,及其拿来主义文化策略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对译者中间物本质的理解源于他的中间物意识,深刻地揭示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价值.     

论鲁迅心目中的新型社会

鲁迅不仅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而且也尝试着对新型社会制度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认识到“经济,是最要紧的了”;同时“提倡文艺运动”,进行“文化的改革”;建设新文化,他提倡“拿来主义”;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他强调要坚持长期的韧性战斗;同时还认识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论陆贾《新语》的文艺思想

陆贾作为汉朝建立之初卓有成就的能文之士,其文艺思想亦值得重视.<新语>乃陆贾作品中的唯一见存者,是研究陆贾文艺思想的唯一原始资鉴.从中可以对陆贾<新语>的文艺思想主要从功用、审美、质文三方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