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世界”的存在本质

基于“孔庙世界”在根源的提问下成为一个学术上可以展开的议题,从孔子“祭如在”出发,通过诠释周濂溪、朱熹、黄干等对于孔庙与乡祠中祭祀先圣先贤的追问,认为对古圣先贤所书写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与圣贤在精神上“相通”,通过在孔庙、乡祠内对先儒圣贤牌位、画像或塑像的祭祀,用“道统”超越“血缘祭祀”的局限,实现与先圣先贤在“气”的“相感”。“孔庙世界”中的“祭如在”是将先圣先贤模仿为生者进行“致敬”“致孝”,将先圣与后学“共在”于“共在世界”。     

孔子《论语》教育思想的五个新解

《论语》是孔子教育学的忠实记载。虽然后人对《论语》中“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自行束脩以上”“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有教无类”这五句孔子教育名言有传统的主流理解,但事实上也存在一些不同见解。对于五句教育名言的确切解读,应该从孔子整体的教育教学思想、理念、智慧、态度、方式方法,以及词源学、语法、训诂和常识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以获得更为科学的新解。     

论张载对传统道德观的重塑及其意义

在张载丰富的学术思想中,对“德”的强调和阐述占有重要地位,具体表现为重视人的道德操守,将传统的“德”形而上学化,强调道德践履,重视道德培养的终极目标等。这对儒学道德体系的重构、传统儒家思想的形而上学化以及世风的改变等有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乐教化倾向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众多,其主要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戏剧家的艺术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戏曲家艺术价值观的产生影响的重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代戏曲家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所形成的双重人格;二是中国古代戏曲家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观;三是中国古代戏曲观众(既包括下层民众也包括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对戏曲的矛盾需求。这三个方面的作用虽然复杂,却可以用一个原则将之统一。这个原则就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风化"和"风刺"。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古代戏曲矛盾、复杂的思想倾向。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刘勰《辨骚》平议

刘勰《辨骚》的学术基础是两汉的《楚辞》学。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虽然有褒贬两端,而皆以儒家经义之旨为准绳,往往失之于偏颇。刘勰始从经学中挣脱出来,多着眼于文学加以评骘,是其进步之处。《辨骚》列举十一篇《楚辞》作品之名,对于考辨六时期《楚辞章句》十一卷本,极有文献价值。     

明清时期江南儒商及其诗性文化艺术活动

明清时期,江南儒商活跃于历史舞台,他们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贾名而儒行,贾事而儒行,是江南儒商的最高追求和终极归宿。江南儒商们身上积淀着深深的儒家文化精神和江南诗性精神,其文化艺术活动也浸染了浓郁的江南诗性文化特色。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儒家文化观与近代潮商经营理念

近代潮商在其商业经营活动中把儒家文化观渗透其中,形成了地域商帮经营理念,这种理念是在汲取区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近代潮商成功的保证。回顾近代经营理念的形成过程,分析形成这种文化特征的原因,并论述其经营理念的主要内容。     

李之藻眼中的西学——兼论其实学思想

李之藻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实学思想。他的实学内涵既包括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功利之学。这就使他既接受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也接受了天主教。然而李之藻的实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最终,我们看到,他的实学不过是儒学的另一种表达。这样的实学无法形成西方自然科学体系所需要的逻辑支撑和科学兴趣。因此,明清实学、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未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自然科学体系,也未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