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曲乐府诗的文体特征探讨

舞曲歌辞是汉唐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类别，与舞蹈艺术结合，是其有别于其他类乐府诗的重要特征。在舞曲创作背景、表演情境的影响下，大多舞歌文本重叙述事件、描写场面，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其语言具有指向受众的内在要求。同时受舞曲来源影响，舞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民间歌舞的色彩，呈显雅俗并存状态。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傅斯年“中华统一”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所撰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团结,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作用。他热情颂扬中国的民族脊梁,激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     

杜诗与《文选》关系研究述略

杜甫教子"熟精<文选>理",且"续儿诵<文选>",明确表现出对<文选>一书的情有独钟.事实上,杜甫自觉接受<文选>,其诗歌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我国古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量散见在诗话、笔记、注释等文本中,大致说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展开:一是从宏观上探讨杜甫接受<文选>的原因和表现,它触及<文选>选文、杜甫诗学思想等诸多理论问题;一是从微观上对杜诗和<文选>作文本分析,探讨其间的因革关系,它重在对杜甫诗歌创作技艺和规律的总结.     

论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兼论中晚唐诗人革新乐府诗的努力

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多取材于前代昏君逸乐亡国和荒淫绮艳之事,通过描绘声色并茂的画面抒写兴亡感慨,这既是晚唐诗坛的时代潮流,也体现了温庭筠取法南朝乐府传统革新乐府的努力:既在题材艺术表现上进行调整以为其和乐歌唱作准备,也在题材、体式、语言诸方面借鉴南朝乐府。作为乐府诗的终结者和词的开拓者,温庭筠正是通过对南朝乐府的回归成就了乐府诗最后的辉煌。     

傅斯年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他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对他的民族思想进行研究,是深化傅斯年研究的需要,对全面认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他坚决反对外敌侵略,力主全民族团结抗战;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强调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平等,热切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傅氏的民族思想是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批判地继承。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从三首《望岳》看杜甫的思想发展历程

杜甫一生创作了三首《望岳》,望的分别是泰山、华山和衡山。本文力图寻找出流贯其中的思想蕴含和人生际遇的不同,从而对三首《望岳》作出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合理的诠释。同时认为,杜甫始终都没有放弃“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而随着的人生遭遇的转变,这一理想的内涵在其不同的人生时期又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略论杜甫诗中劳动妇女形象的悲剧美

以对《石壕吏》、《新婚别》、《又呈吴郎》三首诗歌来解读杜甫所塑造的老妪、新娘、寡妇三种类型的劳动妇女形象,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劳动妇女形象所体现出的一种在苦难生活中诞生的坚强生命的悲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