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周代社会的用玉制度和崇玉习俗

周代社会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用玉制度,在祭祀、典礼、政治、军事、外交、丧葬等多种活动中都要使用玉器来达成仪式。统治阶级内部佩玉习俗的流行,使用玉制度仪式化,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以玉比德的思维定势,使玉器成为标志一切美好事物的文化符号,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     

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

长江流域的民间信仰与祭祀由来已久,民间信仰是由社会成员集体自发创造,并由社会成员直接参加的信仰活动,它产生于民间,盛行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现,唐代长江流域的“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十分风盛,文章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参证研究唐代的民间信仰与祭祀习俗,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民俗文化差异进行比较、鉴别,探讨唐代该区域民俗文化的演变、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谈《格萨尔》史诗中的丧葬习俗

丧葬,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人死之后,如何处置遗体,采取何种方式埋葬,它既显示了人类对生死现象的神秘观念,也反映了人类对自己生存、发展和消亡的认识过程。文章对藏族《格萨尔》史诗中的丧葬习俗进行透视,对藏族丧葬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及史诗中丧葬的形式与地理环境、宗教、原始生态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藏族葬俗的思想及其它的历史渊源,提出了地理环境与宗教交互作用决定了史诗中的葬俗。     

甘肃兰州红村民间信仰仪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兰州市一汉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该村的丧葬仪式和祭祖仪式出发,试图分析该传统汉族社区的民间信仰体系,以及当地汉族居民在这种信仰体系中的宗教体验和宗教心理。通过对仪式过程进行深描,解析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对当地社区的整体影响和功能。     

《祭侄文稿》审丑艺术研究

从感性学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祭侄文稿》研究的力度明显倾向于审美的一端．而从审丑维度剖读《祭侄文稿》,全篇有肥笔太过和用笔失误太多等的“缺陷”。但颜真卿用情感节奏驾驭书写节奏,用书写节奏表现情感节奏,凭借章法布局与情感节奏巧夺天工的融会而化丑为美,《祭侄文稿》堪称艺术丑表达的典范。     

浅析中西方宴客习俗的差异

由于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在宴客习俗上有很多差异。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产生的误解、不快、关系紧张等问题都是由于双方不了解对方的文化习俗造成的。为了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更好的表现,有必要了解中西方宴客习俗的差异,剖析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原因,探究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这样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不同的中西文化,扫清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     

学者睿智与作家才情的水乳交融——读王钟陵《台北的忧郁》与《太阳的葬礼》

长篇报告文学《台北的忧郁》与诗文集《太阳的葬礼》是王钟陵教授2005年出版的两本创作集。大气、诗性、隽永深邃,是王钟陵教授文学创作的明显特点。古今中西文学的营养交融于王先生的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西方意象派及现代派手法的运用,中国古典诗词韵味的糅合,对报告文学、散文、新诗三种文体应如何突破的清楚认识,以及将此种认识在创作中予以成功实践。这些都与作者那学者而兼作家的睿智与才情息息相关。     

创作与学术的高度融合--评王钟陵教授《台北的忧郁》与《太阳的葬礼》

王钟陵教授的两部创作集,得到了学界与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作为学者作家,他的多文体创作具有三个特点:学术与艺术的融合,大气,表现手法别致新颖。王钟陵教授的创作,在报告文学、新诗、散文领域,都积累了新鲜的经验,取得了新的突破;而他的学术著作,则又具有文学化的特征。创作与学术的高度融合,其中内蕴着一种新的哲学精神。     

民俗民法辩思

民俗指民众的风俗习惯,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俗是从世代相传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民法的源头在于民俗。民俗直接影响着民法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与形式,是民法的精神依归。民法取代民俗,其根本动因归属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此外,民法的产生还受到民族矛盾、文化矛盾等多种综合矛盾的作用,是民俗无力驾驭、控制调节社会矛盾的结果。对利益冲突的调和,民法比民俗更具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民俗是一种历久弥经的文化积淀,它产生于遥远的古代,绵延于现代文明社会,今天,它仍不失为研究民法时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从这独特的视角可以揭示民法的起源、本意和价值。     

法规的运行 ———以G 村的殡葬改革为例

文章从法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豫南一个村庄中的丧葬改革进行了实证研究,具体分析了殡葬法规的实际运行及其效果。文章指出,在丧葬实践中人们并没有按照国家的法规操办丧事,殡葬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家法规从颁布实施到真正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中间存在着"时间差"。同时,法规在实际的运行中也会受到基层政权的操作以及原有行为规则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影响了法规的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