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关语的“厚重翻译法”应用——以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为例

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梁实秋在《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中,采用了厚重翻译法,即译文加注的方法,其中对于双关语的翻译更是炉火纯青,为学术界所称道,使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成为莎氏学术研究的杰作。     

梁启超与中国舆论观的嬗变

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报人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新闻舆论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舆论观嬗变的端绪,影响了中国近代舆论观的变迁。回顾中国近代舆论观的演变过程,可以透视梁启超舆论现的历史地位与其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     

梁启超与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管窥

民权思想是政治法律思想史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近现代宪政体制的理论基石之一。梁启超主要是从民权与君权关系的角度来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的必要性,其立意在于伸张民权而限制君权,进而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则直接与自由平等观念相连,强调政府的职能在于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的民主思想更加相通。     

诸葛亮形象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贤相＂形象。作者虽然极力讴歌他的＂忠＂和＂智＂,但仍然表现了他在用人上的诸多失误。如对关羽的放纵,造成华容道曹操脱逃和荆州失守;对李严的姑息导致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对魏延的诬害使得内部矛盾激化。分析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原因,恰是他尽＂忠＂恃＂智＂的结果。再探究形成诸葛亮＂忠＂、＂智＂性格特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使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从政文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依附统治者,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明君的知遇。于是,既要依附于人,又想被他人依附的尴尬心态,既要受制于人,又想制服他人的双重人格,就构成了从政文人共有的扭曲心理。诸葛亮的用人失误,正是这种扭曲心理所造成的行为偏失。在他身上,不仅熔铸了历代封建文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和抱负,而且还深入挖掘了从政文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真实再现了他们的尴尬心态和双重人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的典型形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新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其要点有五:"乡村破坏"是乡村建设的直接起因";救济乡村"与"创造新文化"是乡村建设的意义所在;促使农民自觉与构建新型的乡村组织是乡村建设的"顶要紧点",也是其逻辑起点;乡村建设需要认知和陶炼民族精神;"依附政权"与"乡村不动"是乡村建设的两大难处。视孔子一派的"理性"为救世良方,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从大处着眼(民族自救),从小处入手(乡村建设),通过乡村建设达成民族自救,是其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的妇女救助——以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为例

京师警察厅是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城的官方治安管理机构,它除了基本的治安警务工作以外,还广泛参与慈善救助工作。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城的慈善救助活动几乎全部由政府接管,其中,大部分的慈善救助机构由京师警察厅负责。京师警察厅作为北京城最重要的官方救助机构,对于贫民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进行了慈善救助,其辖属的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对收容和教养贫困妇女作了多方面的工作。     

谈梁晓声知青小说中的反思性问题

梁晓声知青小说以浓重的知青情结和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高扬而独树一帜,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小说创作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不过,其知青小说因此而招来了不少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被认为小说中缺乏对知青运动、文革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批判。然而,纵观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创作的流变,不难发现其小说创作的深层动因远不是一些论者所批评的那样简单,而是梁晓声的知青情结与创作伦理的背后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为一代知青的青春和生命找寻意义与价值的明证。     

《三国志平话》叙事例议——兼与《三国志》、《三国演义》之比较

《三国志平话》不仅作为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过渡有重要价值,而且比较前后二者,其内容多特异之处:如写关羽被骂"胡汉"、貂蝉是吕布原配、诸葛亮曾发明"风轮"、"木牛流马"用杵击打控制等,皆与前之《三国志》和后之《三国演义》不同,值得注意;三国故事中有三个"空城计",反复表现"疏不间亲"。     

借“翻译”以“新民”——梁启超翻译思想探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由于身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他将翻译视为一种宣教启蒙的工具,旨在以西方思想来启迪中国民众的智慧,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梁氏这种借翻译以"新民"的思想指导着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兴民权到开民智——梁启超的两次湖南之行

梁启超在1897年放弃上海《时务报》的工作前往湖南,是从时局的角度出发,抱有推动湖南独立维新实验的目的,但是在时务学堂时期,他逐步由政治上的争独立、兴民权的理想,转入教育领域开启民智的实践,并培养了唐才常、蔡锷在内的一大批新式人才.1922年,梁启超作为联省自治理论的提倡者再次来到湖南,在长沙的几场演讲却多涉及新文化运动和国民性问题,继续为近现代湖南的民智启蒙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