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与清帝逊位

自秦至清,封建王朝的更迭,无不充满杀戮、破坏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唯有大清朝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种和平的方式。王室颁布皇帝逊位诏书,将一个版图完整的国家、军队和架构尚稳定的地方政权体系交给了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时期,三水梁士诒参与清帝逊位、南北和谈、筹组"中华民国"政府等开天辟地活动。大智大勇,殚精竭虑,担当起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梁士诒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卓越表现,值得发掘和尊重。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浅析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人生问题的探讨和中国问题的解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这两本书是梁漱溟先生论述其文化观以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著作。他分别从哲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论述了三种不同文化产生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文中笔者尝试通过分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两本书中论述中西印文化之间区别的不同方式,从而对其文化观的形成和展开加以理解和分析。     

《贺新郎》唱和中的辛陈词艺术对比

从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开始,辛弃疾与陈亮两位词人先后唱和《贺新郎》词六阕。这六阕词,虽然共同表达了两人之间的友情和爱国情怀,但不论是用语还是内容、总体气魄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差异。本文即将通过辛、陈的《贺新郎》六阕唱和艺术分析,对比本次唱和两位词家艺术风格的异同,并力求进而分析其原因之所在。     

北魏静轮天宫研究——以《魏书·释老志》为中心

北魏静轮天宫为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的标志性建筑,是寇谦之新的成仙理论的具体实施。它是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来神仙观念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柏梁之流的建筑理念加以创制而成的。而太武帝灭佛,则与魏太子拓跋晃奏停建造静轮宫有最直接的联系。     

北朝歌诗的内涵、创作与保留

北朝歌诗包括乐府歌诗、文人乐府诗、谣谚等,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中,也有些存于正史及其他类书中。其作者除文人拟作之外,一部分出自当时乐工之手,一部分属民歌,作者已无可考。而且,不仅作者无法考订,就是出自北方的哪个民族也已十分模糊,其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北地各兄弟民族的,但传至今天,皆已变成汉语歌辞了,有的则经过译者及整理者的加工,已远不是原初的面貌了。     

炫目的学术景观:美育的凸起——20世纪初社会转型之际美学现象考察之一

20世纪初叶,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科学民主社会转型之时,梁启超、蔡元培、鲁迅、朱光潜等都大谈美育,构成了一道炫目的学术景观。梁启超提出"趣味主义"人生观,认为美是生活的第一要素;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鲁迅既强调艺术的战斗功能,又提出"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朱光潜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他们的主张一方面见出对社会改造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见出对社会建设的意义。相比较而言,梁启超与朱光潜的美育理论更多的是为了建造理想人格;蔡元培的美育理论更多的是为了建设理想社会;而鲁迅的美育理论更多的是为了批判现实社会。他们的思想都体现出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的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梁思成的建筑意播种与传承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面向国民与社会的科学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播。他所理解的"建筑",作为表达"强国新民"的政治理想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深刻的人文性和民族精神;通过人文精神的建筑教育,他引导儿子梁思成、儿媳林徽因共同走上了开创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之路,赋予他们作为建筑师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历史感的时代关怀。     

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入北之萧梁皇族人物及其文化业绩

自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至隋唐之际,伴随着江左士人北徙的时代大潮,数十年间,萧梁皇族人物也间有北迁者,从而在北方诸政权中形成了萧梁皇族士人群体。萧梁皇族子弟多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致力于学术文化活动,从而推动了当时南学北输的进程,对南北文化的深入交融与整合具有深远的影响。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