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文学观念简评

本文对沈从文文学观念的几个方面,即"生命"美学观、"文学自由"论和文学功利观作了简要概括,并在现代文学理论史的背景上对其文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分析指出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同"改造民族灵魂"的基本文学观念的一致性,以及在"湘西价值"坚守下的独特性,从中探索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理论创作的启发意义和深远影响。     

康定市吉居藏语所属问题

本文针对分布在四川甘孜州康定市吉居乡的藏族语言进行分析。吉居话的语言所属在以往研究里没有共识，有属于扎巴语的意见和属于康巴藏语的意见。通过与藏文的对比，可见该语言为一个属于康巴藏语崩波岗方言群的土话，并非木雅语或扎巴语。基于与吉居话周边土话的比较，我们提出吉居话属于崩波岗方言群雅砻江组的假设性结论。本文的分析方法亦能作为识别康巴藏语中方言所属的参考。     

身份、 知识与文学创作——基于汉代文学主体的思考

汉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 知识结构及审美取向的个体, 身份、 知识背景对作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和规约. 不同阶层、 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 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 所思所想有异, 因此, 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及主题话语的明显差异. 与身份相应, 不同的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文学主体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 身份、 知识结构、 审美取向之异是汉代文学生成及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展开,意味着在发生学意义上对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进行考察。这一思路非常重要。较之用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直接阐释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女性文学研究,它更多地离开了本质主义的考察,而进入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性的描述之中。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带有鲜明的女学生的文化特征。迄今为止,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的路向和特征。因此,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规定,而必须回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中来,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和理解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感受、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     

“信达切”三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以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为例

＂信达切＂三原则由已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刘重德先生在对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提出并经过三次逐渐完善的阐释,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该原则的适用性可在李文俊对《喧哗与骚动》的汉译中找到明证：在内容上,译者字斟句酌加上必要的注释,毫无偏差地忠实于原文,完全地实践了＂信＂的标准;在表达上,归化和异化,简短地道的口语与庄重冗长的书面语完美融合;在再创原文风格上,紧切原文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最佳地切合了原文独特的风格。因此,＂信达切＂三原则适用于文学翻译。     

台湾《文学杂志》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批评倾向

半个世纪前的《文学杂志》如今仍旧是两岸学者最关注的台湾文艺期刊之一。它重视文学评论,所发表的大量中外文学评论引导了时代的批评、创作和欣赏潮流。它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批评具有＂当下性＂、＂艺术性＂和＂反共＂倾向性。论文对其＂反共＂倾向性的认定,颠覆了人们对其＂综合性纯文学刊物＂的印象;它对20世纪中国小说批评的＂艺术性＂标准,给了台湾的文学创作者、研究者和读者以莫大的启示。     

《骆驼祥子》英译本中显性美的审美再现

文学翻译是语言再现的艺术,需用另一种语言（译语）去再现原作的美。本文选取了《骆驼祥子》的两个英文译本（即1981年中国人施晓箐翻译的CamelXiangzi和1945年美国人伊文·金翻译的RickshawBoy）并对其从显性美层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如：语音,词汇及句法层面,以此来凸显译者的审美灵敏度及译作的审美效果的重要性。     

《时序》与《才略》:刘勰对文章时代性之论述

刘勰《文心雕龙》所勾勒之文学史,非仅止于文学经验的集合,更是一必然规律的实践,文学史与“文律”是一体发生的.刘勰的态度表现在《通变》篇对文体、文数之常、变原则的讨论中.然而,在文律之外,现实中确实可见众多外于文学的偶然出现,却又作为文学创作背景之因素,特别是因君王好尚与世道盛衰所造成的时代整体境况,更是刘勰回顾文学发展过程时不能不正视的另一类变因.在文章历史中,“时代性”作为变因,其影响并不明确,不具绝对、全面的主导效力;若真有时代对文章必然之影响,唯出现在世况有道的前提下,但一旦有道,亦已因道所具有之恒常性而取消了时代的个别之特性.文律故始终是决定文章历史的最大关键.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直寻”试论

钟嵘《诗品》提出了"直寻"的诗学主张。"直寻"应当包涵笛卡尔论直观知识时所谓的昭和晰,以及许慎解释指事字时所谓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特征。魏晋六朝的文学思想注重诗文的形式美感,钟嵘与刘勰仍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而"直寻"正是这一主张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