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精神与批判艺术的完美结合——评申丹教授的《叙事、文体与潜文本》

申丹教授的力作《叙事、文体与潜文本》以客观冷静的眼光透视叙事学相关理论,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定见",对个别理论观点进行修正和发展,并通过"整体细读",对八部英美经典短篇小说的权威解读提出质疑,或颠覆"定见",或发前人所未发。该书作者立足文本反思和修正西方叙事学理论观点,其批判精神和严谨的批判态度无论对叙事学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在学术创新以及引进、批判和吸收西方学术理论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达·芬奇密码》中的符号解析

《达·芬奇密码》自出版以来,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不仅引起学者、神学家和宗教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新一轮的符号热。文中对圣杯符号的重新定义,引发了激烈而广泛的讨论;依据巴特和洛特曼两个符号学学者的有关理论,可揭示圣杯这个符号不同涵义和《达.芬奇密码》热潮这一现象的本质。     

本土化位移: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诗学命名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周作人"象征即兴"的观点旨在为初期白话新诗寻找一条发展新路,梁宗岱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合理误读"则蕴涵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基本质素和理论构架,而穆木天从尊奉象征主义到否定象征主义,把诗歌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带入诗学建构领域。由此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接受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视野都参与着理论传播图景的再建构。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对穆旦1976年诗歌创作的读解

1976年这一年对于穆旦充满了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身处“文革”漩涡中的历史见证人,他不仅是苦难时代依然保持诘问的诗人,同时还担当了一个孤独的寓言家的角色。而诗人身份向翻译家身份的转变则体现了穆旦于时代漩流中以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姿态重新抵抗压制,在万马齐喑中寻找新的表达途径的努力。在这一年的诗歌里充满了他对整个时代所作的思想和人格的双重批判,也显示出绚烂与沧桑之后复归于平静从容的个人风格,表现了一个智者在目睹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之后的苦涩、深沉与洞察力。     

穆时英笔下的城与人

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圣手”的穆时英的小说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的感性画面,写出了这个现代都市的文化个性以及都市人的精神面貌。他所描绘的城与人是都市的二重性与作家人格的二重性相契合的结果,并呈现出颓废的美学特征。     

周穆王凿空西域三千年祭

本文以时人对西周王年的研究和对《穆天子传》的研究为据，肯定了三千年前（即公元前994年），周穆王为我国历史上开通西域的第一人。文中侧重论述了《穆天子传》的内容与性质、历史文献价值，并认为《穆天子传》是周穆王西行实录，应属于历史记实散文，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     

穆旦晚年诗歌艺术之探究

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歌颂与向往,展示了人情、人性美好的一面。他晚年的作品突现其坚毅的精神,展示了人情人性的至善至美,较之以往的诗歌创作更注重表达内心的体验与感悟,诗风更加深邃成熟。他晚年的诗作对以往诗作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与超越,放射着迷人的光泽,书写着中国新诗的辉煌,并成为永恒的经典。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一)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密切相关的.     

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的成就--宋代目录学研究之三

以尊为"至善"的官修提要目录<崇文总目>、现存最早的私家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考证之所必资"的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为考察对象,总结其图书分类、著录内容、著录方式的特点,突显其目录学贡献,推演其作为目录学名著成为后世"撰述之式"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