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武》到《三峡好人》：变化时空下的不变主题

贾樟柯影片的魅力在于他在表现社会现实的同时，还赋予了具体的、三维的立体空间以时间的向度，从而使其具有了四维性和鲜活性。只是不同的影片表现了转型期中国不同阶段的时空。以时间为线、空间为点，用时间的线穿上空间的点，就可以很明确地梳理出贾樟柯电影的时空线索，凸现出他对转型期中国的关注，对边缘人群的人文关怀和尊重。     

重审通假字与古今字

通假字与古今字是古代汉语里一对常见的概念，然而在现在的教材和学术著作中，二者的界限和分类仍比较混乱。本文试分析其中原因，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言归文字外 意出有无间——论贾岛诗的艺术特色

贾岛追攀王维、杜甫，以意为诗，于五言律诗用功甚勤；诗境洗尽铅华，瘦劲孤峭；针砭时弊，独辟蹊径，影响晚唐及江西诗派，堪为一代宗师。     

城乡之间:贾平凹小说的动物与鬼之意象解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贾平凹小说中的"乡下牛"、"野性狼"、"土命狗"及"鬼"的意象建构,演绎成了载体化、具象化的城乡文化冲突的历史在场。从"乡村中国"转向"城市中国",动物及鬼的文学意象的凸显,内蕴其中的是农耕文化的恋母情结、生态伦理的失衡隐忧、村庄消逝的家园悲歌、文化原乡祭礼等内容。     

《红楼梦》中晴雯与小红形象比较研究

晴雯与小红,是或曾经是怡红院的就在出身、才能、性格、情感与命运诸方面具有鲜明的可比性.一个是无家孤女,刚烈率真,疾恶如仇,向往平等,从不献媚于主子,到死都没有改变问罪于天的姿态;一个是家生女儿,世故圆滑,努力钻营,抓住每一次能向主子献殷勤的机会向上爬,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得到较好的归宿.她俩不同的人生轨迹,可以给予读者有益的启示.     

贾宝玉罪感心理的文化分析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表现出的鲜明、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他不是以文化的创造者而自居,却以文化的罪人而自命,他的自轻自贱自贬就是罪感心理的表现与流露。从文化成因上分析,贾宝玉的罪感心理是对君父思想的忏悔,希望以此来向国家、君父负荆请罪。这样的忏悔又表现为一种救赎行为,他认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犯有“原罪”,他主动地担荷此罪而负重前行,故而使他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而罪感心理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生命悲剧的内在力量。     

论《司牧安骥集》中的名词后缀——“家”

“家”是中古、近代汉语时期十分活跃的名词后缀。古农书《司牧安骥集》里“家”可与脏器名词“肺”、“心”、“肾”等以及五行名词“金”、“火”、“水”等组成“肺家”、“心家”、“肾家”、“金家”、“火家”、“水家”等词语,其中的“家”,无任何实义可言,是典型的名词后缀。     

转注假借新说

本文深入探讨了造字六书中的转注和假借二书，从这二书的名称，“书”字的本义、许慎对这二书的定义、以及适字的结果、二书的不同使用等五方面分析，认为这二书实际上不是造字法。又从用字法提出者的论述及语言实践两方面分析，认为转注和假借实际上也不是用字法。     

“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上)——三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的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论《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白鹿原》真实地还原了20世纪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挖掘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多重元素,如儒家仁义与忠孝文化、宗法家族文化、农耕文化、传宗接代文化、男权文化与女性贞洁文化、民间神秘文化、土匪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等,正面描写了仍存活于民间生活状态中的传统价值体系,塑造了具有儒家文化人格魅力的白嘉轩形象,也揭示了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等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