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

屈原与贾谊都具有强烈的功业意识和英雄意识,他们作为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都能够敏感而清醒地认识现实并预见未来.在赋体文的创作上,贾谊直接承继了屈原的艺术精神,重抒写情志,语言瑰丽,情感激切,构思亦与屈骚一致.     

异曲同工各呈其妙--郭沫若、阳翰笙历史剧创作思想比析

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川籍重要剧作家.论文选取二人于抗战时分别创作的"战国史剧"代表作<屈原>,和"天国史剧"代表作<天国春秋>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人的创作意图、创作方法、历史观、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异同.     

论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说"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是清代解说屈赋的殿军,又开启了近代楚辞学研究的新声。博采众说是《屈赋微》的重要特色之一,其总体特点是能够广泛采择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注评《楚辞》的诸家专著或文集笔记中语,将其重新熔铸,折衷已意,由博反约。这一特点贯穿于《屈赋微》中韵字的订音与辨音、字词句的释义、章句篇旨的阐释等多方面,其目的在于务使韵字合韵、字词句义明晰、章句篇旨达意。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明妃曲》"泪湿春风鬓脚垂"试解

前辈学者对“泪湿春风鬓脚垂”七字多有阐释。如果试以“春风”为切入点作解,“春风”其实并不能等同于“春风面”。“泪湿春风”是写昭君泪流之多,展现了诗人奇妙的艺术构思。“鬓脚垂”与“泪湿春风”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解读这一名句提供了新的启示。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     

高句丽小兽林王考述

高句丽小兽林王尽管在位时间仅有十三年,但在引进佛教,建立太学,颁布律令等方面着力较大,对高句丽的思想教育、文化制度皆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从其与大“朱留王”大武神王对称为小“朱留王”可知,其在高句丽历史中卓越超凡的政治才能和影响,而“小解朱留王”的王号对于解开高句丽王号与王姓的谜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屈原诗歌艺术隐喻的创新与探索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楚辞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在抒情诗方面成就很大,创作了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诗篇。这当然得益于他在诗歌创作中成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隐喻。屈原式隐喻方式的诞生和成功运用,不仅成就了他的诗歌创作,而且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王国维的“本色”观——基于王国维对元曲的评价

王国维用“意境”“境界”等概念建构起自己的美学体系。他认为作为抒情文学的词作必须有作者的真情实感蕴藏于内，“真情”是“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对“真情”的看重，王国维着力于对元剧的研究，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鄙视，但从文辞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欣赏。王国维称元曲为“活文学”，与元曲作者蕴于其中的“真情”有莫大关系。王国维对元曲的研究基本延续了治词的角度和观点，论曲仍以“真情”为首要标准。不同之处在于，“当行”也是他的“本色”观的组成部分，是其“本色”观比“意境”说在理论范围上更为广阔之处。相比较而言，吴梅的“本色”观亦注重“真情”，对作品的评论，他更多的是从排场角度分析、评价作品。对作品的用字，吴梅亦崇尚自然，同时又有所保留。     

古代曲学中的演艺论

古代曲学中的演艺论是伴随着舞台搬演而产生、发展的。从演员论、演唱论、演技论、导演论对古代戏曲演艺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戏曲演艺论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对戏曲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