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矛责及李白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北平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在北平沦陷之后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并得以发展。学校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明代以来时有学者疑<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以为篇首作"屈原既放",不合古人自称不称字之习俗,其中叙事也有同当时历史不合之处.其实<史记>中"屈原者名平","名"乃"字"之误;屈原名原字平,南北朝以前人以至唐代一些人尚如此认识.此两篇也非顷襄王朝放于江南所作,而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如此,则一些疑窦均可消除.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此两篇中表现了道家思想,乃未能弄清文意所致,不可信.     

从《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看民初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思想

1915年,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重定教育宗旨,该宗旨既包含积极的正面建设,也有消极的除弊。结合《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的内容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具有继承性、务实性和兼容性三个特点。如果抛开政治成见,抽离其中的政治水分,单从技术层面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中也有可供后人汲取的思想资源。     

略论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可能——以语义学分析为线索

“宗唐得古”是元诗的基本特征之一,但这种后来的归纳与认定却被过度引申.客观史料和语义学的分析证明: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引申必须得到限制,它只能在“陈述”与“总结”的基础上被理解;元诗的理论口号与实践间存在巨大差异,由口号上的“宗唐”得出元诗“反宋”的引申并不能成立;元代诗风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官方“雅正”诗风建立的过程,元人自身的陈述既剖明又遮蔽了历史.     

略论宋元话本小说词文相生创作模式的成因及功能

宋元话本小说中插入大量词篇,这种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契合了当时大众的审美心理需求。这一独特的审美特征形成的背后不仅有着深层的时代背景原因,其具有的独特功能性,还对丰富话本小说的创作起着重要作用。     

论元杂剧中母亲形象的类型化

元杂剧是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剧作家以其奇思妙笔成功地塑造出一大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母亲人物形象类型多样，蕴含丰富，使之成为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然而元杂剧中母亲形象存在着明显类型化的痕迹，分析其特点并探讨形成类型化特点的成因，客观指出其类型化的塑造方法。     

关于宋元刊平话中的阴文

宋元刊平话中广泛存在着阴文这一特殊现象，而在明代刊印的章回与话本小说中阴文已消失。宋元刊平话中的阴文主要起醒目的提示作用，但是这种提示是针对说话人的，而非如明以后章回小说的回目等是面对读者的，因此可以从阴文在平话中的存在得出宋元刊平话是未经文人整理的说话底本的结论。阴文作为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历史中早期的一个现象，可以作为元刊小说的重要鉴定依据。     

宋元时期江苏官学教育考论

就江苏历史而言,两宋和元代是一个大动乱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均受其影响。但在战争间歇期,江苏教育仍有较大的发展;在教育的某些方面,江苏仍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如江苏率先突破五代乱绪,重建地方官学教育系统,并由此带动了北宋初期全国教育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