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全面西化方法论的意义与局限性

胡适一生自觉地推行西化的方法论，特别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引起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样的方法在世界舞台上并没有多少创新，容易破坏中国文化内部的生态平衡，往往让西方文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得出他强我弱的结论，不容易深度发掘中国文化现代价值。他的这种做法，用严复的观点来说，就是把马蹄装在牛身上，既不能日行千里，又失去了耕田的能力。当然胡适也试过折衷主义和中国文化本位，但这不是他的方法论的主体。     

隧人氏“察辰心而出火”的可能年代

文章根据古代文献对燧人氏“察辰心而出火”的记载,利用天文学方法,根据大火星出没的季节来推算年代,从而确定燧人民的可能年代在距今1.7万年或1.9万年.     

从“乐”的人生观念看苏轼的社会和谐思想

今天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悠久的中国文明传统中一直是志士仁人思考和谈论的热门话题。苏轼处于北宋中期士大夫积极提出政治变革主张的特殊时代,因此,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是他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苏轼以人的快乐与满足为人生目标与价值追求的观念,观照其社会和谐思想,发现其中的某些观点与今天所致力的和谐社会建设是相通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诗品序》四言诗论矛盾说解异

钟嵘《诗品序》中的＂文约意广＂与＂文繁而意少＂,孤立地看来是有＂矛盾＂;如若明确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意动性语言技巧的运用及其涵义,则知二者并无矛盾。对其矛盾说加以破解,正本清源,无论对恢复钟嵘四言诗论的本有文义,正确解读《诗品序》,还是对正确理解古典诗学其他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廓清和重建意义。     

苏轼在润州的交游考

古代润州(今镇江)被称为"吴头楚尾",居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南来北往水陆交通要冲。苏轼虽然并未在润州任职,但12次途经润州(今镇江),与润州士人柳瑾、刁约,与留寓润州的沈括、王存、苏颂、米芾,与润州佛教人士圆通长老、宝觉长老、焦山纶长老以及佛印等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苏轼更是与润州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曾计划买田润州长期居住,在风光旖旎的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蒜山都留下了诗文和遗迹。认真研究苏轼与润州各方人物及景物的联系,建立相应文化景点,对于研究苏轼与地域文化关系,对于提高镇江文化知名度无疑都是有意义的。     

由释印顺“人间佛教论”观照贾宝玉

释印顺的人间佛教理论是承印度佛教大乘教义应机而成的,对贾宝玉的人物形象分析具有重要的观照意义。根据释印顺的人间佛教理论,从释印顺生平及"人间佛教论"、由释印顺"人间佛教论"观照贾宝玉和贾宝玉的佛乘境界三个方面,得出贾宝玉深具佛性、最终成佛和达到缘觉乘境界的结论。     

风格即人——论施蛰存的性格、气质对其创作的影响

从施蛰存的女性气质、感伤性格和内倾型人格三个方面论述作家个性对创作的影响。丹纳说， 社会把 “特征印在艺术家心上， 艺术家把特征印在作品上”。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这是颠扑不破的大前提。然而面对同一社会生活， 作家的创作为何又千差万别？ 这就不全是社会因素所能解释得了的。本文试图分析施蛰存的性格、气质对其创作的影响     

苏轼、黄庭坚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其人格异趣

苏轼、黄庭坚的七律诗风差异很大,如果以黄庭坚七律作为七律发展过程中的正体,苏轼七律则属变体,二人的合力将北宋的七律创作推向了高峰。从句法、炼字、用典、虚词运用、格式新变等方面比较,可见二人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在七律技法上的继承与新变。从对苏、黄二人七律技巧的分析,可以看出苏、黄人格之异趣:苏轼外纵而内敛,黄庭坚却外敛而内纵,这种结论与学界对二人性格的研究与论述正好相反。希望通过对二人七律技巧这一现象的分析,把握其时代特征,特别是诗人的人格异趣,以推进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希望通过此文的分析,能为学界在诗人诗作的研究上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

《文史通义·原道》篇是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他不作经院式探讨,而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批判性和超前性的鲜明特色.他提出历史哲学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命题:其一,“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其二,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的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学于众人,是为圣人”.其三,“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穷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诚如梁启超所言,章学诚的论述“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

在《西游记》研究中,《朴通事谚解》常被引用来证明《西游记》在元末已经基本定型。文章认为这个证据要大打折扣。刊印于1677年的《朴通事谚解》的祖本虽成书于元末,但它作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却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汉语以及汉语背后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它包含了元代同时又加进去了明清两代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元代文本加以引证。与《朴通事谚解》比较,今存的元代和明代前期描叙唐僧取经的杂剧和美术作品,故事都要稚拙得多,令人怀疑《朴通事谚解》对《西游记》平话的叙述可能经过了明清人的改动和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