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祝文创作及其关涉的仪式意蕴

《苏轼文集》收录苏轼祝文96篇,涉及祈（谢）晴、雨、雪,奉安皇帝御容,谒文宣王庙,以及祭勾芒神、祭土牛、告五岳、秋赛等,联系着丰富多样的仪式仪节。祝文应用于祭奠仪式,具有仪式与文学的双重意义。结合苏轼各类祝文的写作背景,探讨祝文及其仪式应用中所映射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教育观念、文化习俗,从而揭示宋代礼乐文化建设的多个侧面,为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略论苏轼早期对佛教的接受

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及家庭环境决定他受到佛禅影响较少,从具体的诗作考察,可知凤翔之前,苏轼完全是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佛禅并未真正进入到他的精神领域之中。凤翔时期,苏轼诗作虽然数量上没有大幅增加,但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     

桐庐诗人徐凝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诗研究成果丰硕,但对浙江诗人徐凝诗的笺注和研究方面,还有所欠缺。文章研究权算初阶。分两大部分：其一,关于苏轼目凝《瀑布》为“恶诗”;其二,不朽的文献价值,对牡丹花诗、寒岩归士、苏小小基、钱塘江潮、情人佳节、繁华都会等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有的放矢,一一作勾稽、考证,并指出它的出处、意义、成就及影响。以微补学术界之深究欠缺。     

论苏轼创新意识的形成原因

苏轼作为一代文宗师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卓尔不凡的创新意识,这种创新意识源于尚变的民族审美心理的潜移默化,源于四川地域文化的影响,源于苏氏家族门风的濡染,源于时代风会的熏陶,源于前辈名公的奖掖扶持,源于其性格禀赋和后天的造化,源于其坎壈的人生遭际。一句话,是民族、地域、家族、时代、伯乐、个人性格、后天努力和人生遭际等综合因素锻造了苏轼,使其成为穿越古今、生命永恒的文化巨擘。     

王素登科问题之我见——兼与《欧阳修纪年录》著者刘德清先生商榷

文章对刘德清著《欧阳修纪年录》中王素登科之事进行探讨,确证王素并未参加过科举考试,从而纠正学界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模糊认识和误解。     

浅谈苏轼词作中“月”意象

在苏轼词"月"意象的文化层面中,他以"月"相思、以"月"感伤;其词中的"月"意象具有对人生的思考和探寻。这两个经典情结表达了对人生存在的思考,勾勒出他人生观的复杂性:既豁达又悲观,带有浓重的仕宦及隐逸的双重色彩。     

《文选》收录“苏、李诗”的诗史意义

苏、李诗为伪作今已成定论,但《文选》在收录"苏、李诗"时并没有将之看成是伪诗,苏、李诗非伪作并不是萧统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汉魏六朝主流文人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一、他们对苏、李诗拟作时没有将之看作是伪诗;二、在"以体论文"为特征的汉魏文论中,李陵诗被认为是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五言诗的滥觞。因此,被考证认为是伪作的苏、李诗,在汉魏六朝文学发展中却是以真实的苏、李诗的身份对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文选》收录苏、李诗的意义在于从文章选本的角度肯定了苏、李诗对汉魏诗歌发展的诗史意义。     

哀莫大于心不死——浅析苏轼与弥尔顿的悼亡诗

悼亡诗是爱情诗的一个独特典型,结合了爱情与死亡两大主题,涉及的是诀别生死恋。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致亡妻》分别都是中西方著名的悼亡诗。两者有相同的主题——对亡妻的追思。然而,由于受中西方文化,宗教,信仰,历史等方面的影响,两首诗叉同中有异。本文拟从文本内外对这两首悼亡诗进行解读,从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诗歌功用理论和表现理论以及宗教信仰两方面来分析并探讨中西方悼亡诗之差异及文化根源。     

从晦暗到澄明——论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

苏童在“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努力挖掘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民间生存方式。他对质朴、简单的生存伦理和生活方式的书写,使我们在其阴郁的小说世界中,窥见了人性的温暖、晦暗生活里的亮色。苏童延续近三十年的“香椿树街”写作,见证了一个作家从先锋到民间、从逃离到回归、从人性之恶到人性之善、从晦暗到澄明的写作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