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词学思想及其对词学现代化转换的意义

梁启超的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强调词的社会功能;主张词要有真挚的感情和晓畅的语言;讲究回荡的表情法;提倡诗词入乐。他的词学思想总体呈现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状态。在中国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转换过程中,他既是过渡性人物,又是奠基者。     

评点视野下的孟浩然诗歌艺术——以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为例

当前人们对孟浩然诗歌艺术的研究很少注意到评点这一批评形式。刘辰翁是最早评点孟浩然诗歌者。刘氏在评点中,首次全面评述了孟诗的艺术风格、语言修辞技巧、篇章结构特点等。其评点在孟诗艺术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评点视野下,孟诗艺术被逐渐彰显出来。     

论曹雪芹对古典诗文的接受

《红楼梦》中的人物既喜诗文创作，也爱谈论读诗作文的体会；其诗文经常仿拟或改编前人的佳作，或师其意，或师其词，有的明显，有的隐晦；这种吸收古典诗文为已用的创作方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便是对古典诗文的接受。本文对曹雪芹借小说人物的创作与议论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创作观和接受观作了认真的发掘和研究。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故而诗作具有人与自然融溶合一的浪漫情怀。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     

从历史观看古汉语诗词英译中的韵律

本文通过对汉英诗词发展史有关音乐性及韵律的运用的分析,认为当前汉语诗词英译中主要采取韵律自由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首先从历史观的角度考察了诗词音乐缺失的变化,将诗词的音乐性归属于意义的延伸,提示了译文中音乐性的减弱已成为不争的真实;进而从接受者的角度,探讨了当前汉诗词英译无韵的接受环境与趋势;再从语言文化与其所处的文化地位来分析,音韵存在的差异与我们当前的文化地位也决定了翻译中“再创造”的内容与传神的必要性,而韵律自由诗则代表了历史的必然。     

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苏舜钦文学思想刍议

苏舜钦文学思想的出发点是“文必归于道义”,因而强调文学创作的功利性;体裁上他倡导古文歌诗;表现方法上他反对雕琢繁缛的文风;诗歌风格方面他主张“豪迈哀顿”、“宏放”、“劲峭”。他的创作主张和实践在冲决浮靡的西昆诗风和文风、为宋诗的发展开辟新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诗是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自由化与实用化的产物

新诗的生成因素既有诗的更有非诗的,它是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自由化、实用化及现代化的产物。因此具有高度的通俗化、社会化和自由化的文体特征。经世致用学风的倡立、科举制度从被质疑到被完全废除和对专制家庭制度的批判三大思想文化自由化事件极大地促进了新诗的生成。“经世致用”学风的倡立解放了文人的创造潜能,确定了文人的主体性,强化了文人匡扶天下的使命感,刺激了文人争当社会改革急先锋的积极性,使诗人的生态及汉诗的功能发生了巨变。废除科举制度既是思想文化自由化和实用化的具体表现,也是其重大成果,它改变了文人的生存方式,也使汉诗的功能发生了巨变。功能决定文体,汉诗文体不得不采用白话自由诗取代文言格律诗。文学革命和家庭革命是清末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文化革命和思想大解放的两大先锋。对封建专制家庭的批判甚至颠覆,从文学的外围支持了文学革命,家庭革命与文学革命相得益彰,促进了汉诗的实用化和自由化,为新诗的问世创造了适宜的土壤。     

泰戈尔散文诗的创作和理论(上)——以中国宋代诗学为参照系的印度诗学比较研究

泰戈尔散文诗具有尚淡的特色 ,其理论根据是只有他刻意追求的尚淡情调的散文诗才能实现外在世界与其心灵的完美结合。泰戈尔散文诗具有随意的特色 ,其理论根据是规则必须为人的创造性的艺术思维服务。泰戈尔散文诗具有广泛的题材 ,其理论根据是大梵的无所不在决定了与时俱进的文学家必须题材广泛。以上三方面均与中国宋代诗文理论之间存在着精神联系 ,这种内在的联系为泰戈尔散文诗与散文诗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依据。     

从《在地铁站上》看意象派诗歌的特色与成就

意象派新诗运动虽然历时短暂但影响深远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象派诗歌的特色和创作成就融入了现代文学最有影响的大潮流 ,在埃兹拉·庞德的诗作《在地铁站上》主要表现为 :词语平实、表达精确、含义丰富、情感内蕴、东方情调以及审美过程的鲜明烙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