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名句训诂研究

古诗文名句流传甚广，人们对其部分的理解尚有不妥之处。本文择其十者作一辨析。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

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正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中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     

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检视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的研究，从内外结合的版本研究、现代解诗学的实践、审美现代性范式以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回顾近十多年研究成果，辨析和反思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展望《十四行集》研究的可能学术增长点。     

十七年诗歌的艺术缺失及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诗歌创作一度成为时代的"热潮",也出现过一些感情真挚的佳作,但缺乏诗性和诗美的平庸乏味之作居多,很多诗歌沦为了图解政治的一个符号或传声筒,整体上蜕变为革命话语和政治权力的承载工具。一些诗人泯灭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把诗歌当作政治权力的一种玩赏;一些位居高位的评论家把持着话语权,成了扼杀诗人和诗歌的刽子手。在极左政治的时代语境和态势中,十七年诗歌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出现了严重的非艺术性、非诗化的畸变。     

轻与重：美丽的悔——读张枣《镜中》

张枣很早就开始尝试对古典诗学传统的吸收和借鉴,并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试验,《镜中》便是一例。通感和＂词义借用＂使＂悔＂变得美丽轻盈,人称转换造成了心理空间腾挪,＂镜中＂这一出色运用的意象统摄了全诗,三者共同织就一个复杂的文本。这些技巧帮助平衡了诗中的轻与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疾驰的哀鸣:论张枣诗歌中的声音与抒情表达

诗人张枣一生仅仅创作了百余首诗歌,但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关于传统,他始终有着一种相对明晰的态度。本文选择以声音的视角切入,将通过句式、停顿、词的选择等包孕在情感与意象中的内在化节奏展开,从而在声音传统中去洞悉张枣的诗歌所彰显出的哀鸣与急促等情感特征。     

周紫芝新乐府观述论

周紫芝是宋代唯一既大量创作乐府诗，又编辑整理前人的乐府诗，且对本朝乐府诗进行批评的著名诗人。周紫芝对乐府诗的批评以新乐府为主，并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宋代新乐府。周紫芝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在古今乐府并存的情况下，充分重视与肯定新乐府；首次对宋朝新乐府予以关注并高度评价；注重唐人新乐府与宋朝新乐府之间的影响关系。     

德、位张力与先秦儒家的性命之学——对楚简《唐虞之道》第14至29号简的思想解读

文章系统解读了楚简《唐虞之道》第14至29号简的思想内涵及脉络,认为这部分简文首先通过尧成为天子之原因的追问,突出了德与位的张力问题,即在应然之理上,有位必当有德,但就实然之事看,有德未必有位.简文对这一德位张力有两个层面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有德无位者全力修德,谨守性命,安于时命,养成恒常如一的圆满德行,从而能在得位而治时能“利天下而弗利”；另一方面,要求有位者透悟性命之正,从而能主动尚德授贤、退而养生,这既能使贤者居位而利天下,又能退而养生以自利.简文将“七十致政”之礼普遍化,试图断绝天子终身制的构想,也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