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的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更具有确定性 ,避免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 ,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 ,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士族的特点是什么 ,与寒素、豪强、官僚有何区分 ,其向城市的迁徙具有什么意义 ?这些都是研究中古社会史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基本问题。     

名人负面新闻对名人广告源喜爱度的伤害原因研究

以名人负面新闻为背景,以新闻受众的语言描述为基础,运用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5个伤害名人广告源喜爱度的原因因子;通过问卷开发、因子分析和因果关系验证3个步骤对伤害原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发现了伤害名人广告源喜爱度的3个原因,即形象认知失调、从业形象受损和人事对偶联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妇女相关的法律问题及司法案件

本文从法制史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妇女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了初步探索；对婚姻政策、礼仪法规、司法案件、人身及财产权利等，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颓风

自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把魏晋文章与魏晋风度概括为“清峻”、“通脱”之后，长期以来，人们多从正面肯定魏晋时代独立的人格追求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审美理想；然而就魏晋士风、世风来说，并不完全值得嘉许。从刘义庆（403-444）编撰的记录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轶闻趣事的笔记《世说新语》中，不仅可以看到魏晋风度的积极一面，更可以看到其消极的一面，看到其所谓“清峻”、“通脱”后面的虚伪、颓废、病态与无奈。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民间的色彩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民族交往不断增加,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交汇碰撞,多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导致民间习俗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国人识色、用色的水平进一步提高,颜色使用的等差有了新的变化,色彩的应用进一步制度化。     

郭象与魏晋美学

郭象是西晋年间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西晋的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对传统学说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理论.他批评王弼以无为贵的思想,强调事物的个体存在性,主张取消统一的精神标准.郭象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一种无从捉摸、冥然无迹的"玄冥"所支配,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郭象进而提出,事物的自由是由各适其性的特点所决定的."逍遥游"就是任从自我,不必追求固定的精神价值.郭象还主张美与丑的标准是相对的,是出自个体性的.这样也就取消了评判善和美的统一标准.他的思想代表了汉魏向两晋南朝转化的士人心态与人格精神,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六朝美学灵魂的人格精神.     

论宗白华的魏晋美学解读

宗白华在"五四"时期对魏晋美学的解读,体现出他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体验与研究,重构中华美学精神的识见。宗白华在解读魏晋美学时,着重揭示魏晋人物与美学中的个性特点与情感风采,从而超越了从一般意义上来对待传统的研究,为我们今天重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范例。     

“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