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翼文化运动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延续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承前启后、前后相因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最为辉煌的延安时期,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二三十年代一批中共党人、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的探索。这其中由左翼文化人及其“同路人”掀起的左翼文化运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对推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及其指导下的延安回族政策实践

1940年,西工委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下文简称《提纲》),标志着党对回族的政策达到较高水平。《提纲》系统阐发了党对回族的政策:建立民族自治制度,保障回族在政治上与汉族享有平等权利;成立专门管理机构来管理民族事务;组织成立回族文化救国团体;培养民族干部,发展回族教育事业,实行文化上的平等;尊重伊斯兰教,尊重回民生活习惯等。延安时期的回族政策与实践,为新时期回族政策与理论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参考。     

符际翻译再思考——以严复翻译实践为例

从卡特福德翻译理论的“转移”和“转换”观念出发,以符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为标准,将雅克布逊的符际翻译划分为符际转移和符际转换两类。其中：符际转移要求符号属性在翻译前后保持一致,强调各感官符号及空符号间的转移,拓宽了广义翻译研究的范围;符际转换凸显了翻译前后符号属性的变化,又可进一步分为影响翻译选材的一级转换、解构原文的二级转换和决定译文生成的三级转换。严复翻译实践的考察证明了上述分类的可行性,也为严复以及翻译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再论管理研究中的关系:“关”与“系”的交互视角

在系统回顾现有关系研究文献基础之上,结合关系研究和社会网络理论,区分双边联系(即“关”)和多边网络(即“系”)两大不同视角,重新梳理文献。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关系研究如何整合“关”视角和“系”视角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尤其是构建“关”与“系”二者整体性与动态性交互的核心机制体系,提出了包括信任转让、信任转化、“佛面”效应、多重结构四大交互机制,通过阐述“关”“系”互动机制,重新解读“关系”。     

从《大学衍义补》看丘浚的货币思想

丘浚是明代大政治家、经济学家,在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中,有许多关于货币的杰出的思想：1．货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的交换而产生的,货币具有价值尺度与贮藏手段的职能;2．主张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应统归国家;3．提出了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平行流通的货币改革方案,并明确规定其兑换比率。     

小说《陆犯焉识》与电影《归来》之比较

张艺谋的最新力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由于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传达出了作家和导演不同的艺术诉求。文章通过比较《陆犯焉识》与《归来》,来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电影对小说改编的得失。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王阳明的“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论断有悖于理学道统论所建构的“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被认为是儒学史上的“千古大公案”。阳明及其弟子王畿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颜子学的重新解释以重建“心学道统论”,强调道统须建立在“心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由于心体是普遍超越的,故道统不再受时空局限而具有不断传承下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不是个人化的私密传统,而应具有向任何人都敞开的开放性;它作为儒学精神传统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存在于人们“生身受命”的过程中,故道统又具有实践性;道统也绝不是少数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权威才有资格接续,更不是拥有“政统”的政治权威者可以独占,因而道统具有独立于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性。     

叶梦得《岩下放言》考

《岩下放言》系叶梦得晚年归老卞山后所作。既有一、三卷本之别,又有《稗海》中署名为郑景望的《蒙斋笔谈》的混淆。经考证,《稗海》之前,没有《蒙斋笔谈》的著录;宋代六位有"蒙斋"名号的人、宋代另外两位"叶梦得"以及郑景望本人都没有《蒙斋笔谈》的记录。《蒙斋笔谈》的大部分内容与叶梦得关系密切,且与《岩下放言》的中下两卷内容完全吻合。《蒙斋笔谈》应系宋元以后的人误托郑景望之名,裁剪《岩下放言》之内容的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