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后期小说的命运悲剧

阎连科后期小说主要展示了人与不可抗拒的旱灾、疾病、蝗灾等非人类力量的冲突,呈现出"崇高"悲剧美学风格。其主题在于对命运的反思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究,表现出强烈的创作责任感和作家精神重构、拯救人类灵魂的理想。     

"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观艺术之心叩灵魂之门——重读田本相著《曹禺传》

《曹禺传》是田本相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著以其整体宏阔的结构原则,史实考订与艺术想像并重的阐释方式,注重心灵探寻的写作向度,重建了伟大作家曹禺的生命史和灵魂史。《曹禺传》所提供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透视曹禺本身,对探求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解释,以及克服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隐与忧等亦有诸多启示意义。     

鄞县鲍家、郁家与初创时的商务印书馆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为促进民族觉醒、提高国民素质、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在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过程中出力甚多,在7位创办发起人中,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占5位,即鲍咸恩、鲍咸昌（郁厚坤姐夫）、郁厚坤和鲍咸昌的2位妹夫夏瑞芳、张桂华,他们为该馆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许多重要贡献。     

从释义到推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史料解读献疑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重构两宋（尤其是南宋）政坛面貌，旁征博引，新见迭出，深得学界好评。然而通读全书，作者对若干史料的运用，似不无令人生疑之处。书中史料处理的疑点。主要可分为：字词含义、语段脉络、史料性质、推论程序四类。     

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郁达夫与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中的苦难言说

描写民族苦难以及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困厄和艰辛，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中国作家和犹太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文章选取了中国作家郁达夫和美国犹太作家马拉默德最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品进行分析，主要关注了他们对苦难的表述和言说的方式、角度，以及对超越苦难所做的不同尝试。郁达夫着力表达的是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青年人的苦闷，马拉默德关注的是作为生命之常态的苦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中国近现代大多数作家都抄“救亡图强”的近道去解生之苦难时，反观同时代的犹太作家们对苦难的表达，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图式和角度。     

论《生死疲劳》的叙事策略

莫言仅用43天的时间就创作了近50万字的《生死疲劳》,其创作速度之快、文本之厚重、情节之复杂都令人惊奇。《生死疲劳》的成功与莫言独特的叙事策略密不可分,"六道轮回"的叙事模式、灵活多变的叙述视角以及怪诞传奇的叙事情节,不单是吸引读者的因素,更是文本构造的支柱。     

20世纪50年代新诗对后期延安诗歌的“继承”

20世纪50年代新诗在“继承”后期延安诗歌创作资源过程中,呈现的内容是多样化的.除体制、队伍、生产与接受之外,风格与形式的相应延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50年代新诗的面貌.但无论就时代还是区域范围的差异,“继承”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50年代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自己的潜在内容,而其被“简约”的过程,正是历史延续过程中的复杂化部分.     

人性美的真实——论郁达夫《沉沦》的文化社会学意义

郁达夫的小说代表作《沉沦》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或褒扬或诟病，就其主题探讨至今仍众说纷纭。本文则认为作者注重从人的心灵、情感、人性美的角度来表现和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沉沦》不仅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隐痛，同时也体现出对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以及对传统道德抉择的两难等文化社会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