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古今相因思路下的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

沈约撰写《宋书·谢灵运传论》所秉持的古今观念与之前的史家有所不同,他受到佛家三世因缘说的影响以古今相因的思路来审视文学发展的历史,故而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专论。与这种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相一致,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沈约贯彻了与其古今关系认识相一致的古今观念。在肯定后世变革的思路下沈约为当时新出的声律理论摇旗呐喊;在肯定后世的古今观念下沈约在作家批评上避免了论家厚古薄今的一贯主张,并大力“奖掖后学”;在文学创作论上他又反对过度用典,从而提出“文章三易”的说法。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岭南地方性经验的文化基因——试论当代岭南文学的言说方式

岭南方言是构成岭南文学独特地方性经验的重要文化基因。地处强势方言区的岭南文学创作深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学言说方式,在风格、形式、内容等方面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从“地方性经验”角度考察粤方言影响下的岭南文学语言策略,有助于析出岭南文学言说方式的基本特点及其独特价值。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兼论明代前期大同城的建设

明李贤《大同鼓楼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从现存的大同鼓楼、李贤的生平、《大同鼓楼记》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大同鼓楼的建筑年代等方面对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作初步研究,认为现存的明代大同鼓楼,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而是建于明英宗天顺末年至明宪宗成化初年,即公元1463年至1466年之间。至于明代大同城的修筑,更是经历了明代前期多个朝代,历时近10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乐钧生平和家世考证研究

乐钧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学家。学者对乐钧的诗词和文言小说研究的较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其家世和生平进行专门的研究。文章试着从乐钧生平和家世两方面对其进行考证研究。乐钧,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嘉庆十九年(1814),享年四十九岁。乐钧出身于贫苦之家,其妻王氏则是当地声望很高、传奇式才子王痴山之女,乐钧和王氏共育有四儿一女。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缪钺回翔文史、通变发微的古典文学研究述论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缪钺,在他的壮盛之年以《诗词散论》一举成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前沿成就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有关李商隐诗、宋诗、宋词诸论文,早已成为有口皆碑的经典之作;杜牧、元好问研究的专家之学、晚年的“灵谿词学”,学界亦有目共睹.文章全面述论缪钺历时经久的学术生涯、方面广博的学术成就,并探讨他的学术经验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朱弁"体物"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

朱弁是南北宋之际的诗论家、诗人 ,他的《风月堂诗话》是一部在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诗论著作。《诗话》作于朱弁羁留金朝期间 ,多是记载作者南渡前在新郑时与友人谈诗的回忆 ,借以寄托作者的故国之思 ,其中颇富论诗独见。朱弁论诗宗旨 ,首在于自然浑成 ,不以用事为高 ,而主张诗人以“体物”的方法在大自然和客观事物中直接获得审美体验 ;朱弁还非常崇尚雄奇刚健的诗歌风格 ,而又认为应该达到浑涵汪茫的艺术境界。他评价黄庭坚所说的“用昆体功夫 ,而造老杜浑成之地” ,是在诗学史上颇富理论创见的命题。朱弁在诗歌创作上也有重要的成就。从长期羁留北国的宋朝士人的角度出发 ,朱弁诗有着“亲历”、纪实的特点 ,同时又深刻细微地呈现了诗人内心那种深沉而勃动着的精神天地。从艺术上看 ,他的创作极少使事用典 ,得之自然 ,多用白描手法 ,但句律严整 ,下字坚实 ,意象的创造是很有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