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令书的性质

周代令书的制作权最初是由最高统治者天子、诸侯国由诸侯所掌握.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决定周代令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权威性在令书的制作、授受、执行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归统治者所有,就意味着统治者是令书的法定作者,而且,令书一经法定的作者制定和发布,就赋予了令书很强的法制强制力.周代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随着春秋战国统治阶层获取权力欲望的增强和实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和弱化.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秦始皇一人有向天下臣民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任何人则无权使用,此时,令书的制作权才又达到了高度集中,结束了因春秋战国时期各统治阶层混用令书致使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而受到削弱的局面.     

试论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

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同出一源,但由于笔画与笔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者在书法史、文字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相距甚远:秦简牍书是汉字演变过程中一个至为关键的环节,它的流变历程直接关系到汉字主流———楷书的形成过程;而小篆更多地是充当探索古文字的一个参照体。     

秦印与秦陶文

秦印的研究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和９０年代西安秦封泥的大批出土与确认,学术界终于认清了秦印的真实面目,建立了秦印的客观标准。秦陶文中有两类抑印陶文,风格特征与目前所建立的秦印标准大不相同,为战国晚期秦到统一秦时期很有特色的两类秦印。第一类为秦兵马俑上不规则的抑印陶文,风格粗犷,应当为用木片或陶片刻划成印后拍印到兵马俑上。第二类为出土秦陶器上的抑印陶文,应当为制陶工人的私印。这两类印为专用印章,它们的确认,丰富了对秦印的认识,扩大了研究范围     

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

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奇葩。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在明清之际传入日本,尤其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对日本私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日本私塾咸宜园是江户时代最大的汉学塾,虽然它不具备书院祭祀、藏书等功能,但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无论是中国的书院还是日本的私塾都实行开放政策,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注重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相结合,并且积极鼓励学生通过刻苦钻研学问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     

论“病”细穷源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写的是秦可卿心理焦虑、抑郁,精神崩溃的事实;因为贾珍爬灰,致使秦可卿完全陷入被动,一旦被尤氏撞破,便落得个＂画梁春尽落香尘＂的悲剧结局。细穷病源的目的,揭露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腐败,其本身就是罪恶的渊薮;贾珍是罪孽的主凶,秦可卿本来无罪却变成替罪的羔羊,终于在大出殡的歌唱声中,掩盖了贾氏家族的所有罪恶。     

论汉赋的诗学地位

汉赋是在"诗教"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对先秦诗歌传统的延续。它完成了"赋"、"比"、"兴"的艺术化,自觉运用形象思维进行构思,注重文学的形式美,为魏晋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应该重视汉赋在诗歌发展中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     

先秦民间祈财信仰研究--以睡虎地秦简《日书》为中心

以秦简<日书>为中心,结合先秦传世文献,从祭祀与祈财、婚育与祈财、宅居与祈财三个方面大致勾勒先秦民间祈财信仰的面貌.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

20世纪以来,新出土史料大量发现,特别是秦公牍文书的陆续出土,为秦地方官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结合传统文献,对秦地方官吏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分别从其名称、内涵、功用等不同方面进行考证和论述.补充和纠正了传统文献中有关秦地方官制的一些记载,可以进一步探寻到里耶秦简对于研究秦地方官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作用.     

公民品格养成教育:高校立德树人之探索 ——以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甘丹书院为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使学生具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品格,是高校立德树人关键所在。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甘丹书院以在校大学生为施教对象,坚持治学修身、立德树人之宗旨,将"荀子思想、邯郸优秀成语典故、129师革命文化"作为主要教育教学内容,从课程设置、体验环节、行为养成三个维度入手,探索三维一体的书院文化育人模式,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具体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