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赵秉文的修身思想

赵秉文主张存理去欲,舍身取义,以实现自己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同时受佛老思想影响,不恋生,不畏死,用佛老的出世思想来排遣忧愁,这种复杂的修身思想是符合金朝时代趋势的。     

昆山腔的产生与流变考论

元代有两种昆山腔,一种是顾坚等文士创立的清唱昆山腔,一种是民间艺人创立的作为南戏四大唱腔之一的昆山腔。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将清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引入剧唱昆山腔,演唱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南北曲曲体的变异,昆山腔的曲体指义增强,有了“昆曲”之称;而这时的“昆山腔”或“昆曲”,实已超越了昆山一地的限制,流行南北,成为全国、全民族的“曲”。     

论古丁的文学创造理论

古丁是东北沦陷时期有其特色的文论家。他的文学创造理论,强调以传承民族诗魂为前提,倡言在广博、新异的基础上,打造深刻的警省人生的文学。他认为文学创造是一具有规律性的过程,它须经过幼稚、模仿与沉潜的阶段而达到成功的彼岸。古丁是用创造学理论解读文学创作过程、研讨文学欣赏活动的较早的现代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创造理论对于揭示东北现代文学创作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顾亭林的纪游诗及清初士人游历风气

顾氏之诗学成就则往往为其思想与学术光芒所掩。其纪游诗独具之艺术特色及精神内涵,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考察此类作品,同时还是对明清之际士人游历风气之成因的极好入手处。     

赵令畤鼓子词《商调蝶恋花》简论

赵令词 ,在当时即颇受关注。其实他在鼓子词方面的成就也值得一提。从词史意义上讲 ,赵令的《商调蝶恋花》使联章体词功能和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它有着明确的创作意旨 ,人物塑造艺术特点鲜明。《商调蝶恋花》的出现 ,对后世的“说话”作品、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及元杂剧《西厢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至美的世界脆弱的灵魂--顾城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新解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顾城自选代表作中的一篇,但有些地方存在着粗糙化庸俗化的理解.在诗中,顾城建造了一个至美的世界,却表露出自己心灵的脆弱.美是诗人的全部,因而竭尽守护,但由于脆弱,诗人流露出恐慌和惧怕的情绪.二者的交织隐伏是全诗的情感基调.     

赵树理：作为农民的写作

赵树理同五四以来一切表现农民的知识分子作家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写作根据的差异:后者是“为农民而写作”,前者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本文从立场、视角、言说姿态、阐释方式、写作目的等辨析两者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意在说明,为什么只有赵树理才能完成新文学与农民的第一次对话。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关于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几个问题——兼谈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

“山药蛋派”由以赵树理、马烽、韩文洲、张石山为代表的四代作家构成。之所以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是由于“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是由于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在创作上的相似性中的巨大落差;是由于只有赵树理的存在,才构成了“山药蛋派”的完整性及其演化中的深刻性。“山药蛋派审美”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在今天应该引起格外的关注。赵树理在追求作品通俗化、大众化中所贡献的文体上的成就,在今天极具现实意义。在赵树理传记的写作中,倡导对赵树理“个人空间”、“私人事件”、“精神私史”的重视。     

赵翼史论的近代价值

赵翼的主要文学著作为《廿二史札记》与《陔余丛考》二书,其主要价值是在史论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如他相当成功地运用比较史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而且善于提取一代之大事,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反映出一个时期历史的特点,其研究成果对近代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具有启迪后世学者的非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