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

15世纪,中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是政府行为,影响广远。郑和与其从官马欢系穆斯林出身,遂使郑和航海得益于穆斯林文化。由于马欢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等穆斯林国家的语言,因此,郑和一行同中国南海与印度洋沿岸上的各国穆斯林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交流,对明代中国认识了解当地的民族及其迁徙、宗教生活与民俗、物产与经济提供了真实的情况。这对中国与不同文化底蕴的其他国家日后和平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拟借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之机,讲一下穆斯林文化与郑和航海的密切关系,兼及郑和航海史料的研究、整理。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郑证因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兼与麦尔维尔的《白鲸》相比较

郑证因作于1941年的武侠小说《鹰爪王》,以宏大篇幅叙述单线故事,以"恩仇结"与"群英会"为纵、横结构线索,将情节叙事和文化叙事交织起来,形成了繁复与简约的良好结合,开拓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境界,对古龙、张艺谋等都有影响.这种风格,与麦尔维尔的《白鲸》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可以为当下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简论郑板桥的天道循环观

郑板桥的史论较多,他对历史的评价与他的喜怒哀乐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历史观是相对稳定的。郑板桥历史评价的基点是他的天道循环观,他认为社会与人生都是一场大戏,世事总是翻来又复去的;同时在天道循环观的基础上郑板桥又出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人一切奋斗的结果都会因天道循环而走向缥缈;当然,他也认为,虽然天道循环是不可抗拒的,但人的因素不可忽视,只要人发挥积极的作用,人与社会就可以延缓这种循环的进程。     

释古代军旅乐器“钲”

钲是文献中常见的军旅乐器,形制丰富,不但可以控制军队进退的节奏,在军中还有警示和报晓的作用,甚至可以作为重要的赏赐象征皇帝的特殊恩宠.但文献中出现的“钲”不可一概而论,古代将钟体的正面偏上部分称为钲,此外,钲还可以指代另外一种用以悬挂敲击的乐器.这需要我们在阅读时认真分辨.     

雍正朝的密折制度

清朝雍正皇帝推行密折制度，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雍正通过密折了解下情，震慑和控制臣下，和亲信大臣密议大政，成为推行雍正新政的得力措施。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相辅而行，使雍正时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雍正阅历广，勤于政事，知人善任，使密折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振数百年颓风”，使雍正朝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但密折制度毕竟有得有失，它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于一时，而不能实行于久远。     

敢有歌吟动地哀——试析郑珍“九哀诗”

本文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解读晚清著名遵义诗人郑珍"九哀"诗.阐述了郑珍"九哀"诗中流露出来的忧国忧民之现实主义精神,并对诗歌中采用的颉取典型,运用对比和使用方言俚语等艺术手法进行了评析.     

郑振铎与印度文学

郑振铎与印度文学的关系源于他对泰戈尔的翻译和介绍.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同,他对泰戈尔1924年的访华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并多方面地正面评价了泰戈尔的创作及思想倾向.此后,在国内偏重西方和日本的外国文学评介活动中,他又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对印度文学给予了较多的介绍,对印度文化和文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做了探讨.而他本人的创作和艺术观也受到了印度文学尤其是泰戈尔的影响,包括他对散文诗和儿童文学的倡导.     

明末王徵的翻译出版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王徵是我国明朝末年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他一生翻译著述很多,尤以和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翻译合著和策划出版的<西儒耳目资>与<奇器图说>影响最大,书中最早介绍了欧洲音韵学、西方力学和机械学,并总结了我国汉语音韵学和机械技术.这些翻译出版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史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