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方法论与朱熹工夫论

冯友兰先生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修养方法("求觉解"、"敬与集义")、新理学方法("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哲学史研究方法("抽象继承法").其新理学方法主要是指求觉解的方法,或者说是使人得到最高的天地境界的方法,不包括<新原人> 中所说的使人常住于道德和天地境界的"敬与集义".冯先生方法论受到朱熹工夫论的深刻影响.     

论程朱人格思想及其矛盾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格问题 ,致力于培养、造就、发扬和实现理想、高尚的人格。程朱等理学家在批判和吸收佛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 ,创立了理学 ,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人格理想。他们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入手 ,提出了“灭欲”、“存理”的“内圣”修养方法和“格物致知”的认识法及“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的人格实践。但其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 :即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矛盾 ;理想人格和“人欲”的矛盾 ;“内圣”与“外王”的矛盾。     

朱德论社会主义建设的运行机制

朱德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全面和具体的。他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从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论述了其运行机制。在经济建设上,朱德提出必须建立起按客观规律办事,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行"人人富裕,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在政治建设上,必须建立起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建设,走群众路线,既反"左"又反右,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在军事建设上,必须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发展各军兵种,建设合成军队,部分军工应尽早转为民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发展尖端武器的运行机制。     

论朱德解决农民富裕问题的思考及现实意义

尽快让农民富裕起来是朱德始终思考的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建国以来,他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21世纪,在我们全面贯彻实施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历史任务和"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关键之际,重温朱德农民富裕的重要思想和其为实现农民富裕而提出的具体途径,对于我们切实解决新世纪农村存在的问题,解决农民富裕的问题,具有颇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公共服务民营化中的关系性契约——以美国廉租房民营化为例

利用民营化向个人提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一个中心内容。为确保公共目标的实现,政府采取的主要控制手段是与私人主体缔结清晰全面的行政契约并加强其监督实施。而美国住房福利民营化的实践表明民营化契约更多地体现出关系性契约的特征,这种认知模式可以指导我们调整政府定位,进一步转变以规制为核心的干预行政理念,走向政府与公民之间协作式管理的善治,从而更加有利于实现民营化效率与公共责任的共赢。     

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

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方法集中在三个方面 :古典诗歌、古典诗论和古代经典。他对古典诗歌采用集释、参证、分析、考证的方法 ;对诗论采用考辨的方法 ,重实证 ;对经典则从“变”与论辩、社会文化、比较论说的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这三者都紧扣古典文学的本土和时代特征 ,求真求好 ,在慎思明辨中 ,形成自我的研究风格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

朱熹是我国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在闽北创设了云谷、紫阳、考亭这三所很有影响的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成绩卓著的讲学、研究、育人活动,推动了闽北地区书院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