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的军粮采运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在军粮呆买、运输、管理等后勤保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采买费用的缺乏,粮食采运后大都集中存储在巴里坤、哈密等战略后方,导致前线军粮补给的严重不足。西征军粮运费积欠对西征军粮运输的制约很大,如果没有运办事费用的局限,收复新疆的进程将更加迅速。     

《左传》“沉玉质琏”的文化阐释

《左传》中的“沉玉质蛙”之俗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人们对黄河神灵和玉石的信仰与崇拜。古人视玉有“勇”德和“信”德,因此他们以“沉玉于河”娱媚河神,祈求战争的胜利;以“质硅于河”为信盟誓,意谓河神见证。正是基于人们对河神和玉石的共同敬畏与崇拜,爰有沉玉而济、以璧祈战于河、质蛙于河而盟之举。     

吕祖谦《左传》学中的王霸之辨

王安石承接孟子开启了以“心性”论王霸之肇端,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沿袭了这一诠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发为义利和名位之辨,吕祖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宋室南渡后的时势,以尊王攘夷之业渐进霸主,以期于王室衰弱时,有霸者出而重振王纲。透视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吕祖谦在王霸挟择上,偏向以内圣功夫为主要考量,这大致本于孟子,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     

从魏晋文化审视左思的“貌寝”与“口讷”——兼论《咏史》中左思的心态

＂貌寝＂与＂口讷＂是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个体特征,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特征与魏晋崇尚风姿与口才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左思的不幸实与之有关。＂貌寝＂与＂口讷＂使左思内心十分自卑,但表面上看他又极端自傲,《咏史》反映的正是这种复杂心态。     

陶渊明诗文与《庄子》的关系思辨

从文学价值看,《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巅峰之作,它的哲学思想与文学特性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广影响。但从后世文学观之,人们对《庄子》之形与神的吸取,又显然是有选择性的,陶渊明就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人。他对《庄子》的承传不仅侧重于神的一面,而且在这一侧面上也表现为一种承传、突破与革新的态势。探究陶渊明诗文与《庄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梳理《庄子》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演变历史,有着重要与普遍的意义。     

左宗棠的一篇佚文及其意义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曾为醴陵一乡绅撰写墓表。这篇墓表载于醴陵一谭姓族谱中,《左宗棠全集》未收,显然是左氏的一篇佚文。它的发现,为确定曾有争议的左宗棠主持渌江书院讲席的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可据此订正其他史实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北宋侬智高起事再研究——以起事前后广西左、右江上游区域历史的转变为中心

侬智高在两个王朝之间,尤其是在面临交趾朝的强势扩张之时,曾经想自立建国,但是没有成功.他原来控制的地域势必为两个王朝所瓜分.对于宋、交双方来说,一场战争终究没有解决问题,最终通过“计议”的方式达到目的.于是,一条界线也就因运而生.     

西周《大武》乐章演变新考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康王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规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古籍中关于《大武》的表述,以新的视角考论《大武》在西周初的发展演变过程。     

《庄子》中自然生态的诗性美

《庄子》中自然生态美的诗性化主要表现为跳跃性、形象性和象征性;其成因就在于庄子人格的诗性特质和他独特而又丰富的情感体验;《庄子》中自然生态的诗性美具有极其重要的艺术价值,其价值在于开创了物我合一的崭新境界和引发了空灵虚静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