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借款的供求约束及解除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政府导向的,包括现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特征,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出现供给缺位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因此,研究我国农村中最大的经济主体———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行为,通过对借贷双     

不同权力结构下碳税对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供应链协同减排成为生产和消费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在进行减排决策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供应链权力的结构成为影响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个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和定价决策问题,分别给出了零售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Nash博弈均衡解,并分析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批发价格、碳税税率等参数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当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固定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但是当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固定时,提高产品的批发价格却不一定总是能够激励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2）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对于低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可以增加产品的减排水平,但是对于高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减排水平;（3）一般来说,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产品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对较高,供应链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最后,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相比,随着产品批发价格的增加,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逐渐增强。数值实验结果显示：在碳税税率的一定取值范围内,这种双重边际效应会使得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最优减排水平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均优于集中决策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为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协同减排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     

基于碳标签制度的两级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以市场需求随机的视角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基于碳标签制度的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协调策略。模型引入产品碳足迹e₁作为决策变量,分别研究了在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中决策变量最优解及最优利润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碳排因素时集中决策相比于分散决策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参数满足一定条件下零售商通过与供应商共担碳减排成本,可以实现利润的增长,初步验证模型的契约设计的有效性。     

“双碳”视角下我国居民碳普惠:内涵、框架体系与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是我国基于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围绕居民碳普惠这一当前“双碳”背景下的热点研究问题,从居民碳普惠的概念、内涵、作用与意义三个视角分别展开分析,提出了对绿色支付、居民碳普惠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居民碳普惠的框架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了居民碳普惠“一体两翼”的框架体系,并对我国居民碳普惠发展的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政策建议。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低碳视角下农业集约化、绿色化与资源再生化 的实现机制研究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和资源再生化,构建资源节约型、绿色低碳型、生态循环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刻画资源消耗、农业产出、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东部农业"碳达峰"节点出现较早,东北、西部相对较晚;2018年农业碳排放居前三的省份为湖南、黑龙江、河南,居后三的为北京、天津、上海;(2)资源消耗和农业产出之间呈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集约化生产模式,但影响力微弱;农业产出和农业碳排放之间"高产出高排放"的情形长期面临农业绿色化的严峻考验;农业碳排放与资源消耗之间呈现"低排放低投入"的资源再生化现象,影响力短期微弱长期较强;(3)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资源再生化的关键在于探索降低农业碳排放的多重路径。因此,应强化农业集约化生产,充分发展资源再生化模式,探索形成农业绿色化格局新路径,以此来加快实现碳减排目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的农业转型路径: 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

基于市场演进的视角,结合传统生态智慧、数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文明思想,文章揭示了"双碳"目标下农业转型的理论渊源,进而分析了农业转型面临的"薄市场"挑战及其成因,提出了依托市场机制驱动农业转型的可行路径。研究认为,按照"双碳"目标要求,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农业既要通过减排和增汇减缓气候变化,又要增强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尽早关注农业转型可以防范"吉登斯悖论",并降低"双碳"目标实现的社会成本。然而,农业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功能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存在价格生成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多元市场交易体系,推动农业低碳生产的成本投入与收益获取在边际上维持均衡,并使得以低碳农业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价值与经济社会其他部门的"价值"相均衡。     

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兼议数字乡村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顺差区间,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逆差区间更为显著; （2）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农产品贸易对本地区和“毗邻地区”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相较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农产品进口贸易抑制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3）农产品贸易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数字乡村发展双重门槛,即随着跨越数字乡村发展两道“门槛”,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特征。由此,提出推动农产品贸易深度开放、构建农产品贸易交流协调机制以及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     

法治环境、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