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校辅导员的对话式生存

对话为高校辅导员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高校辅导员对话式生存具有对话性和对话式双重含义,具有平等、自由、互动,融合、生成、创造,包容、共有、共存等特征。对话式生存是高校辅导员的必然选择,各种有效的策略有助于其实现对话式生存。     

以对话机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对话是一种特定的沟通方式。对话机制强调大众的平等性与参与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在特殊国际国内环境下,需要依托对话机制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程度的客观要求。以对话机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以实践作为对话平台,以通俗化作为对话形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对话内容而展开。同时需要处理好对话与灌输、对话与学习两个重要关系。     

基督禅与佛教自觉

基督禅最早出现在耶稣会士乔史顿1971年出版的专著《基督禅:冥想之道》。基督禅是为基督徒而设,既不代表一种新的禅修方法,也不需要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而是要让基督徒多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信仰方式,强化他们对天主、上帝的领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梵二会议积极推动宗教对话的重要成果。禅并不只属于佛教,基督教可以在东方禅师的帮助下挖掘与发展自己的禅法。其次,这个概念推动了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刺激了欧美国家的佛教自觉。现代社会的佛教自觉,因此常以宗教对话为沟通手段,积极入世。     

走向创造的佛—耶神学

未来的信仰间对话是否应转向信仰间神学的方向尚存争议。信仰间神学尝试把不同的信仰见解整合起来,寻求诸信仰最终的兼容性。根据W.C.史密斯的理解,诸宗教之间的冲突能够且也应该被视为一种“综合的邀请”。进行宗教间对话是宗教间神学发展的需要。佛教对神圣创造者的否定和基督教对神圣创造者信仰的肯定表明,从解释学上看,尽管佛教和基督教具有明显的不兼容性,但两者在世界起源问题上的猜想具有共同的关注点和目的。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盲视”——一种保罗·德曼式阅读

“对话”是巴赫金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它体现了他的认识论、存在论和价值论等多方面的重要思想。然而,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思想家保罗·德曼却以语言的修辞性为基本立场,把对话看作是解构巴赫金思想体系的重要的“墙角石”：第一,对话作为理论术语和巴赫金现实生活的潜意识对应,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理论体系向艺术创作的辐射力度,造成阅读过程中的盲视;第二,对话作为文艺研究方法,忽视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否认文本语言的转义性,造成了阅读过程中诗学话语和阐释话语两种阅读模式之间的不确定性。     

第三代新儒家视域下的全球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不仅是世界各大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方式。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为例,第三代新儒家的学者们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他们关注儒学与非儒学的交流,注重儒学与世界各大文明的对话,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进行,体现出融摄西学、多向建树的趋势、对儒学地位确认的转变以及对话意识的加强三个重要特征。     

全人取向：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塑造策略

专业价值的塑造是社会工作学生教育的核心环节。社会现实的发展、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转向和价值观本土化的取向都向传统的价值观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对话式教学实践借助课堂环境的变革,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形塑共生发展的师生关系,构筑"学习共同体"。通过对话的"四位一体"的教学实践,达成以"全人"为取向的价值观的反思性理解,最终实现学生生成性吸收和内化专业价值观的目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话式教学初探

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就必须实现从独白式教学向对话式教学转变。对话式教学体现了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对于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师生共同研究和教学相长具有重要意义。     

Early Cultural Dialogues in Cross-Cultural Clinical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quality of cultural dialogues between clients and therapists when they initiate and integrate verbal references to culture in the beginning process of therapy. Six cross-cultural dyads in short-term–oriente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initial three sessions of actual clinical encounters were taped,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was used for an intensive analysis of the treatment sessions.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a wide range of affectively charged cultural content raised by the clients, the therapists showed only minimal responses to these topics. The potential of therapeutically germane cultural dialogue was lost, and the discussion of material involv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regressed to monologues expressed by clients. In this sample, there was little talk that focused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or similarities between clients and therapists.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in cross-cultural clinical practice are discussed.     

法院调解：当事人“理性对话”的权利场域

法院调解是我国法院民事审判中一种占主导性地位的运作方式。随着民事诉讼改革的深入,法院调解制度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为应对这些新问题,首先要对法院调解进行合理的定位。法院调解应该不仅仅体现法官的;职权,更应当为当事人进行“理性对话”提供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