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期女性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与文化精神——以中华国内布道会在云南的活动为例

对于民国早期的教会人士而言,云南是一种地理和基督教文化意义上的双重边荒。中华国内布道会的宣教工作发轫于云南,后来扩展到内蒙古、黑龙江等边疆省份,其中女性基督徒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传递了强烈的妇女意识、基督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在信仰的支持下,这些女性基督徒产生了边疆布道的强烈愿望,选择认同并自觉诠释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性别角色,在广阔的舞台上从事着服务基督同时也是服务社会的各种活动。     

走向创造的佛—耶神学

未来的信仰间对话是否应转向信仰间神学的方向尚存争议。信仰间神学尝试把不同的信仰见解整合起来,寻求诸信仰最终的兼容性。根据W.C.史密斯的理解,诸宗教之间的冲突能够且也应该被视为一种“综合的邀请”。进行宗教间对话是宗教间神学发展的需要。佛教对神圣创造者的否定和基督教对神圣创造者信仰的肯定表明,从解释学上看,尽管佛教和基督教具有明显的不兼容性,但两者在世界起源问题上的猜想具有共同的关注点和目的。     

从《西游记》的翻译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

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最早将《西游记》较为完整地介绍到西方世界。在宗教对话成全模式之下,李提摩太虽然对以大乘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气度,但他仍然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故而其翻译也都打上了深刻的基督教烙印。作为李氏唯一的一部文学译著,《西游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李提摩太一生的宗教理想,这无论从他翻译《西游记》的动机和意图,还是从他对《西游记》作者丘处机的认识与推崇上都可见一斑。虽然他始终站在基督教立场上阐发《西游记》的文学价值和宗教文化意义,但他的这种努力,无疑对西方世界理解和关注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会三归一"与"开权显实"——《法华经》中的"宗教对话"思想及其在天台宗中的运用

"宗教对话"是当代宗教界和宗教学界的时髦话题,这个话题原本是在基督宗教的主导下提出来的,但后来也得到了其他宗教的响应.不过,"宗教对话"本身并非是什么新事物,印度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发展到大乘佛教时便主张"宗教对话",而以大乘佛教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在"宗教对话"的思想和实践上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文分析了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宗教对话"思想以及依据<法华经>而成立的天台宗调和大小乘以及会通儒佛的"宗教对话"理论和实践.基督宗教的"宗教对话"思想是应景的、外置的,因为<圣经>中并没有什么"宗教对话"思想,而大乘佛教的"宗教对话"思想则是内在于佛经因而就是佛教教义本身.     

诠释学与神学的对话: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贡献

基督宗教核心教义“因信称义”的神学思考在天主教与基督教长期论辩与对话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藉助于伽达默尔诠释学得到启发与观照。伽达默尔诠释学以“游戏”概念超越传统主客对立的观点,把“了解”过程视为主客交织的,可以解决天主教与基督教因着主客二分架构而来的分歧,并且重新解读信仰为一种“投入性参与”,当人忘我地投入相信时,不再是全然主观,亦非全然客观,而且是“创造性再现”。     

彝族信仰的毕教

彝族信仰的毕教普同金彝族地区流传的宗教有毕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毕教是在彝族社会自身发展中产生的宗教，也是彝族普遍信仰的宗教。一、毕教和毕教信仰的产生毕教是在彝族奴隶制社会中产生的一种宗教体系，是由彝族前阶级社会的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文明社会的神学宗...     

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态度的调查报告

鉴于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是影响基督宗教在中国之传播发展乃至其命运的重要要素,我们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于2011年对此做了专题调查.数据表明,由于信仰自由等现代性观念深入人心,北京市大部分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持理性客观的立场,自认为是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的大学生在总体中所占比例不到4％,远远少于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不过,对基督宗教感兴趣的大学生接近20％.对人生的意义等终极性问题的频繁思考及不能在世俗的意义系统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可能是大学生信仰各种宗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社会网络的影响在大学生归信基督宗教的过程中亦不容忽视.     

孙中山的宗教信仰特色

孙中山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基督徒,更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他的宗教信仰独具特色：既认识到了宗教之不足,也重视其社会功用;对耶稣救世精神保持着理想主义的信仰;对基督教教义和宗教的功能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个特点对他的政治思想和革命活动有一定影响。     

文化传播与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国化

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近年来引起热议,探讨这个问题应当以文化传播理论为前提,要在中国语境中具体考察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基督宗教的各个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已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已经中国化。中国政府坚定地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后已经是中国的宗教,天主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已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应当为中华文化建设出大力,但中国基督宗教仍旧需要进一步中国化,需要深度中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宗教一定能够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深度融合,实现深度中国化。     

基督教文学的路径描述——兼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生存困境

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即是否基督徒的作品就是基督教文学和是否非基督徒的文学作品就不是基督教文学,我们可以描述出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类型: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前者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信仰之言,后者则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但两者都注重用个体的生命来关注和表现大生命气息,这也是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基督教文学所遭遇的两大生存挑战使之至今还没有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它依然是一种等待别人关注的边缘文学.     

从禅宗观点看未来基督教的走向

除了民族文化的差异外,基督教与禅宗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并非是在万物起源的解释上,而是主要体现在拯救心灵的途径上。与禅法思想相比较,归纳起来,基督教教义中有关拯救途径主要基于原罪论（生来有罪）、信靠论（上帝主权）、预定论（事先拣选）这三条原教旨之上,远没有完全自信自立自成的禅法途径彻底。因此,只有破除外在的权威“上帝”,才可以使基督教进一步向着更高宗教形态阶段发展,而目前非实在论基督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代表着基督教的发展走向。当然,基督教要达到禅宗倡导的思想高度,未来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我们衷心希望,像那种贴近日常生活的非实在论基督教,能够更多地融入禅宗的思想,发展得更加完善。     

“垮掉一代”禅之旅

"垮掉一代"借助东方哲学尤其是禅宗思索改革社会的良方。从习禅、写禅、化禅三方面进行研究,可以看到禅宗在"垮掉一代"中的全面渗透。"垮掉一代"身体力行地进行禅宗实践,如打坐、沉思、去寺院研习禅经、开设禅堂,甚至担任禅寺住持,不仅将禅理应用于日常生活,而且以禅入诗,在诗歌中大量使用禅典,将禅宗思想融入诗歌创作,提倡强调直觉的具有禅宗美学特质的自发式写作。虽然"垮掉一代"深受禅宗思想影响,但并非生搬硬套,而是深深打上了美国本土烙印,形成独具美国特色的"垮掉禅"。     

庄禅智慧对韩少功后期小说的影响

韩少功后期小说创作从中国庄禅哲学中获取了创旧图新、融会东西的灵感和智慧,庄禅哲学的相对主义促成了其小说观念的重新定位,禅宗的直觉思维特性改变了其小说思维模式,禅宗的神秘主义因素则为其小说表现手法注入了新质。     

论王安石的晚年禅诗

王安石晚年二次罢相、退隐钟山后,创作了大量禅诗。这些禅诗主要表现在以禅典入诗、以禅理入诗和以禅趣入诗三个方面。其中禅趣诗最能代表王安石禅诗的成就,具有取境小巧、造语精工,善用譬喻、问句及诗风清雅、诗味含蓄等独特艺术特色。     

禅宗戒律思想初探──以“无相戒法”和“百丈清规”为中心

慧能南宗禅倡导的“无相戒法”及南宗传人之一怀海创制的“百丈清规”代表了禅宗独特的戒律观。“无相戒法”是禅门独创的弘戒法门,但有其印度佛教思想之源。无相戒法的倡导,使得南宗禅在会昌法难及唐末五代离乱后开出抖落陈规、自由自在地寻求人生安立与解脱的新路。其后“百丈清规”的创立,表明禅门抖落陈规时,又重新收拾自家戒规的立意,体现了禅门戒律一破一立、破立一体的格局。无相戒法助成了中土佛教戒律“重戒于内心,不重律于外在”的自在解脱的思想特征,“百丈清规”昭示了禅门独特的僧团伦理内容及行菩萨戒法、不舍世间、信仰与生活融合的特色,标志着佛教戒律的中国化走向。     

禅宗与宋代的尚意书法

禅宗发展到了宋代,逐渐渗入到士大夫阶层中,并与那种追求适意自然的人生哲学和追求幽深清远的审美情趣融合,促成了中国式的艺术思维方式的产生,也促成了宋代尚意书法的形成。     

克鲁亚克小说与禅宗思想

杰克·克鲁亚克在其半自传体小说《荒凉天使》中探寻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将垮掉的生活与神圣的禅宗思想糅杂在一起,最终达到虚空的精神境界。《荒凉天使》传递了克鲁亚克个人的禅宗思想感悟,更揭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年轻人寻求自我解脱与认知的自由之路。     

茶禅论

禅,是中国禅宗的一种思维方法;茶禅,乃是以茶参禅的一种人文境界,一种艺术境界。茶禅联姻,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关于“茶禅一味”的总体研究,应该是中国茶文化研究和佛教文化研究共同关注的重大命题,然而至今尚无甚创见。     

中国园林与禅学思想

文章通过对“禅悟”现象的分析,禅学思想与佛教戒律和佛教仪式之间关系的强调,以及禅学思想进入中国园林理路的探讨,指出禅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具有拯救众生的责任感与宗教虔诚感,它与追求娱情适意的中国园林有着一定的距离。后来人们所理解的禅学思想,其实是抽去了拯救众生的责任感与宗教虔诚感之后享受生活的世俗化的禅学思想。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禅学思想才会与中国园林发生紧密联系。     

基督教传统中绝望与拯救的观念及其在英美文学中的体现

《圣经》和基督教传统中的绝望和拯救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绝望可以摧毁人对自己过分的信心,让人充分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罪,从而在精神上向上帝开启,接受神的拯救。这一观念在中世纪到20世纪英美文学中都有所体现,在近代基督教衰落之后,又经历了种种演变:存在主义作家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拯救观念,但是却继承了基督教传统的绝望意识;另外一些现代作家则从爱或者自我尊严感中寻求拯救或慰籍。尽管基督教传统中的绝望与拯救观念的宗教色彩在现代逐渐淡漠,然而在作家们表现的绝望和痛苦的后面,分明还传来对于超验的拯救的期盼和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