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评价结果：困境、反思与改进

教育评价结果是评价活动和实践改进的桥梁,只有完善评价结果应用,才能形成教育质量闭环的提升过程,凸显评价的发展价值。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评价结果要么不被重视,要么呈现为竞争性、等级性等不利于评价持久发展的现实样态,尚未充分发挥以评估结果落实"强硬度""长牙齿"、推进教育治理效能提升的目标。当前学界在谈及评价时通常会涉及评价结果相关问题,但缺少专门研究。实践和理论的双重不足为开展评价结果研究提供了空间。2020年10月,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改进结果评价,在对当前流行的结果评价的负面影响认识基础上进行反思,改革阻碍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五唯"倾向,促进"双一流"大学建设,进而以评价赋能育人。该文件的出台既体现了国家对教育评价问题的重视,也突显了解决评价中所出现问题的紧迫性。基于此,以"改进结果评价,强化结果使用"为价值追求,从评价结果的呈现形式、反馈方式及相关主体的秉持态度、解读路径和运用取向等方面全方位谛视高等教育评价结果。发现当前教育结果评价普遍存在"五轻五重"现象,即呈现形式上重量化轻质性、反馈方式上重告知轻协商、对结果的态度重接受轻质疑、对结果的解读重实体轻关系、对结果的运用重功利轻价值。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是能追溯造成问题的根源,只有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遵循"理念—制度—操作"的思维逻辑,深入系统地反思问题产生的根源,发现其既有教育评价理念的偏差,也有评价制度的不科学,还有评价结果运用的复杂性。完善结果评价运用,落实《方案》的评价理念,实现"破五唯"的价值追求,是研究的归属和落脚点。鉴于评价落地的关键在于人,而人的任何行动都离不开制度的支持,所以,选取"人—制度"的分析框架,提出详实可行的意见,为发挥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建立健全立德树人机制提供参考,推进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到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包括提高行政人员的评价能力、增强实施人员的专业性、调动落实人员的积极性;健全评价过程的监督机制、优化评价结果的使用机制、建立评价改进的追踪机制等建议。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意识的演进与展望

3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孕育、萌生、成长，其学科意识也经历了“鉴别比较”“比较研究”“跨文化对话”的更替过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要通过“聚焦居间研究”“发掘文化设定”“觉悟自身实践品质”的方式深化和践履“跨文化对话”的学科意识，并在归正学科规范、正视学科地位的学科意识自觉中内在地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的后期发育和成熟。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在扩展、充盈并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研究成果的发展路径上前途光明。 高度“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应当在其科学化过程中经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研究成果的检验。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体系建设的三重维度

本文在全面和系统地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所蕴涵的重要宪法精神基础上，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文章中突出强调的“加强中国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主张，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重维度”出发，对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和如何提升中国宪法学在国际宪法学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是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宪法学的学术理念有机结合的具有创新性质的学术尝试。     

化育新生：1980年代的中国民族志电影

中国民族志电影自20世纪中叶出现之后，长期处于电影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80年代，由于从业人数较少，且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内部的学术性创作，其成果更鲜为人知。然而，若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史，两代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怀着抢救、记录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热诚，在80年代默默无闻地坚守他们的学术使命，使这一电影传统延续至今，留存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史料，其新旧观念的交替、创作方法的变革、转型作品的问世、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国际交流的开始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影视人类学”概念从海外学界的传入，中国民族志电影开始得到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庇护与引领，这也预示着一个更有学术前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于中国民族志电影而言，1980年代是承前启后、化育新生的关键时刻，值得当代影视人类学界重新审视与评价。     

The (postcolonial)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American sociology: Julian Go on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social theory

Julian Go's BJS annual lecture is discussed in reference to his landmark OUP text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Social Theory (2016). Go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names in a "third wave" of post-colonial thought, now spearheading a post- (or de-) colonial tur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omething that has professionally revived the sub-field of "grand" social theory in mainstream US sociology. While endorsing the aims and substantive themes of this turn, the review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delayed timing of this post-colonial wave in the discipline, both relative to the humanities more generally, and to the impact of post-colonialism in other national contexts. Go's challenge is, in effect, something quite particular to teaching social theory in the US sociology context. The review goes on to question how effectively the critique speaks to mainstream empirical practitioners, given its lack of focus on transforming technical methods. It concludes by raising concer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Go and other "third wave" decolonial theorists to Marxism and Marxist politics.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实践历程与经验启示——基于历次党章制定修改的考察

党的纪律建设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组成部分和推进自我革命的有效路径，是同管党治党战略格局和治国理政各项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党的纪律建设的发展脉络、演进规律清晰地呈现在党章制定修改历程中。通过对历次党章制定修改的研究可以发现，党始终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深化对纪律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注重发挥专门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作用并不断完善纪律检查制度，越来越突出对“关键少数”的纪律结束，不断丰富和拓展纪律建设的方式方法，在严明党的纪律的同时始终注重维护党员权利。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纪律建设的实践要求，在突出重点中不断完善纪律建设的体系，在完善执纪执法体系中不断提升纪律的刚性和威力，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改善纪律的运行环境。     

数学文化的教育学解读--基于“理解取向”文化观的分析

在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如何真正将“数学文化”融入课程教学,是数学教育工作者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已有“数学文化”的涵义可概括为基于学科主义立场的“事实覆盖”型数学文化观,不适应“素养培育为本”的数学学科教育实践要求,因此需要重新解读“数学文化”的涵义。杜威提出的文化定义代表了一种基于教育学立场的“理解取向”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具有三方面的特点:(1)文化是“三元合一”的;(2)文化是理解取向的;(3)文化是动态发展的。以“理解取向”文化观为指导,可以把“数学文化”解读为: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数学活动中,理解数学的思想(方法)、观点、精神等数学观念意义,并内化为数学素养,这种数学理解的过程和结果统称为数学文化。基于数学学科的特点,“数学文化”具有三种层次结构:第一层次,是从经验感受到数学认识模式的“数学明理化理解”;第二层次,是从数学认识到数学理性模式的“数学理性化理解”;第三层次,是从数学理性到数学悟性模式的“数学道理化理解”。教师应树立数学课堂才是“数学文化”主阵地的意识,积极探索“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的有效路径,发挥数学育人的重要作用。     

Aggression in toddlers: Associations with temper loss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Using a normative US sample of 477 mothers of 6- to 24- month-old children, we explored the relations among toddlers’ physical aggression, child temper loss,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aggression develops from infancy to toddlerhood. An inventory of specific aggressive acts was subject to factor analysis to test whether the acts clustered as hypothesized. Consistent with our hypothe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support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aggression, directed and exploratory physical aggression. Although the two types were correlated, they showed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with temper loss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consistent with theory. Directed aggression had a relatively stronger relation with child defiance and temper loss than did exploratory aggression. Moreo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rected aggression and defiance was stronger for older children. The findings from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provide preliminary support for two forms of early aggression that may differ in trajectory and context.     

学科治理的学术文化逻辑与行动路向

学术文化深植于学科治理之中，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价值融通的意蕴。基于学术文化的物质、规则和价值三重属性，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紧密关联，即知识是物质文化与学术个体的中介，规则的集体规约生成了学术群体，文化的价值意义建构了学科治理理想。然而，当前学科治理中还存在物质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功利化取向、集体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规约化取向、价值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理想化取向等学术文化失灵表征。学科治理需要在明晰与学术文化的共通意涵、遵循学术文化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尊重物质文化基础、完善科学多元的学科治理制度，平衡集体文化冲突、建立组织协同的学科治理模式，重塑价值文化理想、构建开放包容的学科创新生态，进而实现学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修辞"策略与制度化过程——浅析中国传播学学科的形成

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对象、范畴、方法和主题等一系列初级的知识框架。这些是必须的，却还不足已形成一个学科。从学科的知识形式来看，还需要一些必要的修辞，这包括普遍化和抽象化、扩展内涵、设置对应、追根溯源、构建基础。而成为一个合法的学科，更加重要的是制度化与国家的认同。依托新闻学的基本架构，传播学得以广泛传播、建立了一系列学院化的机构和相关刊物，最终被认定为一级学科。